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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h3class="j-chaptersection"data-paragraphid="2d1ef721ce334c9fa66e33c885996236_5">第二节特殊帝国及其蜕变
<spanclass="bold">一、从“伦理世界”到“伦理、官僚世界”
<spanclass="bold">1.“伦理、官僚世界”的生成与内在困境
从豪族社会向平民社会的转型，意味着政治的抽象化。此前的豪族社会，对于政府治理能力的要求相对简单，豪族会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提供一般秩序，这是一种高度人格化的治理；同时豪族也有能力排斥政府权力对社会的过多干预，其政府不得不是一个“小政府”。但是进入平民社会，一方面社会排斥政府干预的能力会大幅下降，另一方面由于没有了豪族这种中间机制的存在，对政府治理能力的要求变得更高，也就要求着一种理性化、非人格化、工具性的抽象治理能力。
于是，社会结构的变迁牵引着帝国的内涵开始发生缓慢变化，帝国不再仅仅是作为文明的道德理想的现实化，它同时还要进行复杂治理，舍此则普遍理想的外化无法成功；这就意味着帝国需要从“伦理世界”进展成为“伦理、官僚世界”。此前对帝国官员的要求首先是其道德文章，官员要拥有“君子之德风”的道德操守；此后则还要求帝国官员要有较强的行政能力，官员要能够干练处理各种“小人之德草”的行政事务。这也意味着儒家伦理与政治之关系的再定位，政治不再如此前的古典时代一样仅仅是伦理秩序的衍生物，为政者从此必须直面政治本身的独立逻辑。日常的复杂治理需要有专业的行政官僚来进行体系化、制度化的处理，此为“官僚世界”；<spanclass="mark"title="行政官僚的重要性，在杨炎推行两税法之际即已浮现。两税法的运行需要复杂的统计、管理、监控和执行能力，远非徒晓道德文章的士君子所能应付，“以吏为师”重新成为一种可能性，但这次不是由君主的强力意志所致，而是社会的现实需求所致。已在逐渐瓦解的大唐帝国虽开启了这样一个前景，却没有能力以此重振帝国了。">大中至正的理想则为具体的行政行为提供正当性的衡量标准，并且要将所有的行政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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