朝鲜战争 1592(下) 第十三章 浴血全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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漆川梁海战结束以后,日军彻底没有了后顾之忧,开始对朝鲜正式展开大规模的攻击。

在壬辰战争初期,日军采取的是闪电战策略,兵分三路从庆尚道急袭汉城,再沿开城、平壤一线挺进,其基本策略是攻敌不备,捣其要害。这个策略,是建筑在朝鲜文恬武嬉全无警惕、宗主国大明漠不关心的基础上。

而丁酉再乱的时候,朝鲜已完成了战时动员体制,无论国内时局如何不堪,至少在战略上已经严阵以待;而此时大明也对朝鲜半岛这场战争的严重性做出了充分估计,明确了援朝策略。日军不可能再采取大踏步前进的闪击战战略,他们必须有所改变。

日军这一次进攻的编制仍旧是八个军团,分成加藤(1)、小西(2)、黑田(3)、锅岛(4)、岛津(5)、蜂须贺(7)六个主力军团,宇喜多秀家和毛利秀元的一个后备军团(8)——不过这个军团的兵力最多,高达四万人——外加长曾我部的一个水军军团(6)。

在这两个军团之上,还有七名御检使,分别是太田一吉、福原直高、竹中重利、垣见一直、毛利高政、早。川长政、熊谷直盛。秀吉把壬辰战争期间以三奉行为核心的监军团整个儿换了一遍,一方面是石田等人被小西行长和沈惟敬连累,秀吉不愿意让他们继续在朝鲜呆着;另外一方面也表明秀吉认为设置长老团这个举措意义不大,只会帮倒忙,所以这一次只选派了七个资历和影响力都偏弱的七个人,在名义上予以协助,决策权下放给了军团。

不得不说,秀吉虽然为人狂悖,治人的手段还是有的。这一处组织机构的变动,对此后的战事起到了相当大的影响。

在战略上日军不再是三路齐进,而是两路并发——哪两路呢?

一左一右。

右路军的总指挥是秀吉的侄子小早川秀秋,他的麾下配置了第一、第三一部、第四、第六以及第八军团的半数,总兵力高达六万五千人。

左路军的总指挥仍旧是宇喜多秀家、麾下配置了第二、第三一部、第五、第七以及第八军团半数,总兵力为五万人。

根据日军的战略,在第一阶段,右路军将从右路发起佯攻,迫使明、朝联军把注意力放在庆尚道方向,然后左路迅猛出击,全力攻克南原,把全罗道一分为二,然后左、右两路军会师于全州,彻底控制全罗道。

如果能占领整个全罗道,不仅可以彻底解除朝鲜水军的威胁,而且还能让日军水军进入黄海提供补给作业,效率大增。如此一来,日军便可以以全州为基地,无后顾之忧地进攻忠清道与汉城。

不得不说,李舜臣给日本人带来的阴影实在太大了。壬辰战争的败因之一,正是因为日本人没有占领全罗道,导致李舜臣的水军对补给造成威胁,进而丧失了战略主动权。所以,这一次不由得他们不重视。

而此时明、朝联军的状况是如何呢?

在和谈期间,大部分明军陆续撤走回国。截止到丁酉开战之前,留在朝鲜境内的明军不超过一万人。

而远在国内的明军主力,仍旧在慢吞吞地集结中。这倒不怪邢玠,而是要怪他的前任孙矿。孙矿担任经略本来就是一个临时性任命,加上自身能力也不怎么样,到四月份离职之前,他才动员了一万九千名明军,还不及宋应昌在同样时间内筹集兵力的三分之一。

邢玠接过这个烂摊子之后,劳心劳力,截止到六月底,使动员明军总数达到三万八千人。而在同一时期,宋应昌达到的数字是七万。两下一对比,便可知道宋应昌花费了多少心血。而且明军这三万多人是陆陆续续抵达朝鲜,比如解生所部已跟随麻贵到了开城,李如梅的骑兵才在辽东刚刚挪窝。

当然,邢玠也并非什么都没做。他除了调派陆军之外,还做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决策:水师入朝。当时明军在朝鲜只有浙江水师三千人,而且担负的是从山东向朝鲜运输粮草任务。邢玠从福建、南直隶、吴淞等处又抽调了两千多水师,开着战船北上赴援。这说明邢玠已经意识到制海权的重要性,在后期的海上大战打下了物质基础。

邢玠之所以这么热心调拨水军,与他的反击计划密不可分。

对于即将爆发的战争,明军也制订了针锋相对的计划。总兵麻贵建议先发制人,偷袭釜山擒拿小西行长,逼走加藤清正。可很快他们发现这个计划行不通,无论是打釜山还是蔚山,都必须要把日本水军调开,才能放手一打。因此邢玠建议,杨元和吴惟忠分别驻守南原和忠州,镇守全罗、庆尚二道,麻贵留在汉城居中调度,朝鲜军驻留二道中间的宜宁。等到明军水师一到位,便和朝鲜水师一东一西同时袭扰日本水师,陆军则向釜山、机张两路进发,把日本赶下海。

按照这个构想,杨元的三千辽东军驻守南原,游击陈愚衷的两千人驻守全州,还有吴惟忠的一部分南军驻在忠州。另外还有朝鲜军的主力权僳、郭再佑、金应瑞、李元翼等部驻守在云峰、黄石、昌宁和星州等地。呈现出东明西朝的态势。而麻贵带领的主力明军,将沿着朝鲜西部南下,兵锋直指庆尚北道。

结果邢玠千算万算,没算到元均这个废物。漆川梁海战一夜之间,朝鲜水师全军覆没,邢玠的水路并进之计遂无疾而终。

元均的无能不光拖累了自己,还拖累了明军。因为明军这个计划的主攻方向是庆尚道,而日军的主攻却是在兵力相对空虚的全罗道。朝鲜水师的溃灭,让联军在全罗道登时陷入孤立的窘境。

还没等联军调整防御策略,大规模战斗便爆发了。

丁酉年八月中旬,日本左、右两路大军同时展开了攻击。

右路军一开始摆出的架势,是把主攻方向放在了密阳,大邱。他们一马当先,兵分两路。一路虚兵进攻宜宁、三嘉,沿着洛东江而上,摆出剑指星州的架势,还试探着进攻了附近的重镇高灵。在这里日军遭遇了守军的殊死抵抗。守将郑起龙让全军都穿上红衣,冒充是明军南兵部队,设伏于高灵附近的山中,等日军一接近,立刻大起伏杀。日军对南兵有心理障碍,一看周围伏兵都是红衣,吓得转身就跑。不过这一路本来也是佯攻,既然攻不下高灵,也没有继续纠缠,转头从陕川奔向安义而去。

而另外一路先锋加藤清正,先逼至昌宁。郭再佑知道寡不敌众,遂闭门死守。郭再佑还给部下壮胆,说这里形势险峻,日本人也懂兵法,不会轻易进攻的。过了一夜平安无事,第二天郭再佑派人去打探,发现日本人都撤了;再继续打探,才发现日军非但没撤,反而掉头朝着咸阳、长水而去,很快攻克了位于咸阳北侧的枢纽要道黄石城。

无论是从陕川走安义、居昌,还是从晋州走咸阳,最终都要通过黄石城,才能踏上前往全罗首府全州的大道。所以从一开始,右路军所瞄准的目标就只有黄石城。他们先虚晃两枪,让朝鲜军对日军战略意图造成误判,龟缩到星州和昌宁两处,然后两路主力这才赶到黄石城会师,从天川、镇安一线杀气腾腾地奔全州而去。

攻取黄石城还有一个重要意义,即从侧翼威胁全州,使全州的陈愚衷所部明军不敢赴援南原。这也是日军根据沈惟敬透露的情报而制定的计划——可见沈惟敬在临被捕前的拼死一搏给明军造成了多大的被动。

就在右路军成功甩开朝鲜主力的同时,左路日军与联军在南原爆发了激烈的战斗。

南原位于全罗南道中部,地理位置极其重要。只要控制了南原,北可上全州,南可扼顺天,西可占光州,进退自如,相当于全罗道的十字路口。日军如果想占领整个全罗道,南原必须要捏在手里。

早在五月份的时候,杨元便派了部下李新芳率领两千辽东军进驻了南原。到了六月十三日邢玠的战略布局成熟以后,杨元亲自带了一千人前往,使总兵力达到了三千人。

八月初七,作为左路军先锋的岛津义弘军抵达了求礼,踏入南原境内。杨元一方面命令朝鲜兵使李福男、助防将金敬老等人集结附近驻留朝军,一方面派遣斥候去元川附近刺探敌情。

次日斥候回报,敌势极其浩大,而且更糟糕的是,居昌、三嘉附近也相继传来右路军大举进袭的情报,这让杨元异常紧张。他手里只有三千辽东军马加上一百多家丁,算上朝鲜军也不过六千左右,再算上全州两千明军,也不过八千人。而这次大举进攻的日军,少说也有五万多人。

面对这种压力,杨元没得选择,只能死守。他以辽东军为主力,在城头四面布置了八百人,墙下一千两百人,还有一千人的预备队。朝鲜军也是按照这个比例分配,杨元还让麾下的亲信家丁混编入朝军队伍中,希望能够藉此提升他们的战斗力。

他早在六月驻留南原的时候,就派人增筑了城墙,还在羊马墙增设了不少射击孔,城门安了三门大炮,四周挖深壕沟,摆出坚守的架势。明军之前在这里有过驻军,做过修缮,虽荒弃日久,但总比没有强。

但杨元知道,这些只能延缓沦陷,无法退敌。唯一的指望,就是大将军麻贵能够及时识破日军的主攻方向,尽快来援。当初麻贵在规划战略的时候,有过明确指示:“脱有缓急。南原告全州,全州告公州,公州告京城,次第驰援。”按照这个规定,杨元已经派遣了急使前往全州通知陈愚衷。

他万万没想到,陈愚衷不知哪根弦搭错了,压根没继续上报。

从八月九日到八月十三日,这大概是杨元最难熬的五天。在这五天里,每天斥候都马不停蹄地传来坏消息:“敌人已至屯山岭!”、“敌人已过宿星岭!”“敌人前锋已抵达蓼川边!”。

蓼川边就在南原城东南四十里,日军出现在这里,说明战斗已经一触即发。从南原的城头,杨元可以看到远处村落滚滚黑烟,那是日军一路烧杀抢掠的标记。南原城里已经挤满了军民,都是这几天从附近逃难进来的。这个时候的杨元,应该在心中掠过一丝念头:“干脆撤退吧。”

六千人对五万人,根本不成比例,很难守得住。可是南原和晋州不一样,晋州丢不丢无关大局,南原一丢,整个全罗道就没了。这个责任太大,杨元不敢承担。

唯一能让他稍微放心一点的,是朝鲜兵使李福男的到来。

李福男是一路从求礼溃退而来的,到了南原时身边只有五十多人。当时南原附近已经有许多日军小部队聚集,李福男毫无畏惧,大摇大摆地从敌人之间穿过去。日本人被这种大胆举动惊呆了,居然没前去阻拦,就这么让他进了南原城。

杨元对此十分佩服,拍着李福男肩膀说:“拥兵自保者,滔滔皆是。而公独以孤军赴之,南朝一李侍郎矣。”

八月十三日,日军主力抵达了蓼川边。仿佛为了炫耀兵威似的,他们摆列出了无比煊赫的阵势,拉开了两道阵线。第一道阵线由小西行长的第二军团组成,从防川由禅院一直穿过长城桥,围到南原西门;第二道阵线由岛津义弘、来岛通总、加藤嘉明的水师组成,从漆场截断河流,沿越川、栗场到大毋泉,与西门阵线连接到一处。日军把本阵设在了乡校山和麒麟山上,在城外四处建营,竖起大旗,号角连营,光是支起来的阵幕就连绵不断,层层叠叠。时人形容是“相续结阵,连延互回,月晕百匝” 声势极其浩大。

这是刻意地炫耀武力,吃准了守军不敢出城。

杨元确实不敢出城,他正忙着分配了守城任务。他自己和李新芳守东门,千总蒋表守南门,毛承先守西门,朝鲜军战斗力偏弱,让他们守北门。杨元还接连下了数道命令,整肃军纪,明确号令,绝不让部队未战先乱。

到了十三日中午,五个日本人大摇大摆走到东门,站到东门石桥上仰起脖子,打算喊杨元来谈话。这些人是来劝降的,觉得两国交兵,怎么也不会斩来使吧?可他们万万没料到,杨元是存了拿他们祭旗的消息。

趁着这些人喊话的当儿,杨元带着几名朝鲜弓手偷偷摸出城去,冲着石桥一顿连射,当即射死三个人,另外两个人连滚带爬地逃了回去。

这一下子可把日军激怒了。很快大批日本兵呐喊而来,到了距离城墙百步远的地方,一边放枪一边大骂。忽然城头飞了几十个圆滚滚的黑影,落到地上还在嘶嘶作响。

“是震天雷!”

有日本老兵一声惨叫,随即这些铁疙瘩轰轰地都炸开了花,让日本人死亡惨重。

原来这是一种朝鲜自主开发的新式火器,与大明的霹雳弹类似,是用铁制容器承载火药与尖锐硬片,外接引线,通过大碗口铳发射,威力很大。早在壬辰之战的时候,朝鲜义军就用这东西吓唬过日本人。和谈期间,这种火器得到了大力发展,生产了数千枚,南原也分配到了不少。此时不用,更待何时。

日本人仓皇地撤退了,守军都松了一口气。杨元却怎么也放松不了心情,他久经战阵,知道日本人一定不会善罢甘休,晚上搞不好要夜袭。他下令在濠沟外多埋菱铁,又在桥头偷偷装好钉板,亲自守夜静待。

果然不出他的所料,到了二更天,三个日本兵偷偷摸摸地从石桥摸过来,一踏中钉板,立刻被埋伏好的明军几刀砍死。杨元知道大军肯定藏在后头,下令把四面吊桥都拉起来。桥刚拉起来,四面日军点着火把就冲了过来,一看桥断了,只得彻夜鼓噪,在南原附近到处放火,搞得百里内都能看得到烟火涨天。

到了八月十四日,日军经过一天的试探,开始动真格的了。他们欺负联军兵少,大摇大摆地在城外建造攻城器具,还运来了大批草谷木石,堆积在大毋泉附近,把壕沟填平,用木头挡在两侧,形成封锁。日军还搜罗了一大堆门板、床板,在上面挖出射击孔,下面装有支架,构成一个单兵射击掩体。

最开始遭到攻击的是南城。南城城外民户十分密集。在开战前,杨元已经派人把这些尽数焚毁,只剩下断垣残壁。但日军利用这些石壁做掩体不断射击,给联军造成了极大伤害。

很快焦点又转向东城。日军在东门城外建起来的高棚,这些高棚都比城头要高出一头,日军射手站在高棚上,有条不紊地向城内射击。联军试图拿火铳对轰,可惜射程上够不着,震天雷数量又有限,不得不从城头撤下来。大明架设在城头的火炮进行了有限的反击,可是日军队形太过疏散,效果不明显。

过了中午,西城又出事了。南原西门往外走两里路,有一座万福寺,寺里有四尊天王雕像。日本人占领了寺院以后,把这四尊雕像拖出来放到车上,拉到西城外去转悠,让联军士兵惊骇莫名。

杨元觉得上午士气已经跌了不少,下午如果再坐视敌人挑衅而无所作为的话,对士兵精神是个很大打击。他拒绝了部下的苦劝,带了一千人杀出西门,要把雕像抢回来。

这当然是日本人的诱敌之计,杨元的部队一过石桥,就被日军伏兵围住。要说辽东军人,就是能打。面临重重包围,他们毫无惧色,就像在碧蹄馆时一样,背靠背结成坚实的阵势,与日军展开对攻。这一场仗打到太阳落山才各自收兵,谁也没占到什么便宜。

八月十五日。小西行长派来了正式使者。杨元不好再玩杀使的手段,便在龙城馆内接见。使者转达了小西行长的问候,希望杨元早日撤出城去,大家都不致死伤太多。杨元回答:“我从十五岁从军打仗,横行天下从来没败过。如今这城里有精兵十万,足够守城。没有上头命令,我是断然不会弃城的。”愤然扯碎了日军的文书。

可惜这番话对日本人来说,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,小西行长早已经从沈惟敬那里了解到了南原的虚实。既然杨元不肯投降也不肯撤退,那么就打呗。这时候南原城大部分人已经意识到了身处绝境,士气低迷,四处可闻哭泣声。

十五日当晚,天空非常晴朗,月色如昼。位于城南的藤堂高虎找到胁坂安治,说今天晚上天色好,索性乘夜突袭吧,胁坂安治连连称是。

当时日军的围城态势是:宇喜多秀家亲自挂帅,主攻南门;小西行长主攻西门;毛利吉成主攻东门,只有北门没有配置攻城部队,但是第六军团的一部分水军众在北面埋伏,准备阻截逃兵。藤堂、胁坂把这事报告给主帅秀家,得到了秀家的热烈支持。监军太田一吉主动请缨,也率领本部兵马进行配合。

说来惭愧,宇喜多秀家自从领衔侵攻以来,自己还没取得过什么像样的战绩,南原是一个正名的好机会。

于是在经过了短暂的调整之后,日军从三面开始对南原展开最后的突袭。

藤堂军之前已经收集了无数杂草稻禾,做了无数大束,这时他们每人抱起几束,开始一层层往城下狂堆。这些大束很快堆出一个小山,先填平了壕沟,又堆的与羊马城高度平齐,可以非常方便地登上城楼。

俗话说,夏雨无常。偏偏就在攻城的紧要关头,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下起雨来。这突如其来的大雨让联军陷入窘境,他们既无法使用火器,也无法用火箭引燃草堆,只能用投石机进行反击。而日军则趁机加大了突袭力度,还安排了许多防雨的火枪手向城头射击,掩护突袭部队。

不计血本的投入很快产生了回报。藤堂高虎一马当先,踩着云梯踏上南原城头,夺得“一番乘”的荣誉。紧接着太田一吉的部队砸开了南门,日军大部队一涌而入,喊杀四起。

其他两面的防守原本就已经陷入苦战,一听到南城失陷,士气当即崩溃,先后被日军突破。

杨元当时正在城内少歇,忽然听到南城被突破,大为惊骇,知道已不可守,急忙换了一身传令官的衣服,光着脚带着十八个人匆匆离开府衙。在走之前,杨元派人去叫李福男一齐逃,李福男却拒绝了,他说我誓与此城共存亡,在官府内堆了许多柴薪,举火自尽。

杨元感叹不已,又去找接伴使郑期远,这是朝廷命官,不能丢弃。可是郑期远早吓得两股战战,从马上掉了来好几次,根本爬不上鞍子。杨元一看,得了,不跟你玩了,转身自己跑了。

城内最后的巷战非常惨烈,三面围过来的日军大肆屠杀。全城军民惊慌失措,都聚集在暂时没有敌人的北城。明军纷纷跨上坐骑,想从北门突破,可是北门关得太死,一时之间不好打开,后头的人已经挤了过来,当场有许多人丧命在马蹄之上。

好不容易北门开了,这些溃兵一涌出去,希望能逃得一条性命。在这时候,大雨停了,月亮重新从云里出现。这对于逃兵来说,绝对不是个好消息。早已埋伏好的日军借着月光一顿砍杀,一时间鲜血乱飞,惨叫四起。明军将领李新芳、蒋表、毛承先和朝鲜将领金敬老、吴应井等人都死于乱军之中。军民死伤更是不计其数。鲜血让日本人的兽性暴露得极其明显,他们根本没打算收容战俘,基本上逮着一个杀一个。

在混乱中,有五、六百人的联军冲破了北门的封锁,试图向山中逃去。谁料到岛津义弘已经算准了,率主力予以截杀,杀死了四百多人。

当时有一个叫金孝义的朝鲜军人,本来负责守南城,南城被突破以后他逃到北门,正好遭遇了埋伏。他急中生智,藏身在水田之中,这才得以幸免。他的供述,成为南原城攻防战的第一手细节,里面提及了大量日军攻城的手段,对于联军来说,弥足珍贵。

而此时的统帅杨元,正在西门奋战。

杨元对于这个结局,早有了预感。他凭借丰富的经验,知道敌人一定在北门埋伏了重兵,所以一开始就存了走西门的准备。日军的注意力此时全都在北门,西门反而防守薄弱,被他和亲兵们一下子冲到了城外。

在城外,日军已经挖好了数条壕沟,他们没有菱角、鹿角之类的专业阻骑设备,就找到许多木桩、丢弃的刀剑埋在壕沟里,用来阻截逃跑的骑兵。

但这难不倒杨元。他是辽东将领,骑术了得,随身牵着四、五匹训练有素的战马,随时换乘。这些马匹一听唿哨就散开,以避弓矢铁跑,再一唿哨就聚到一齐,十分灵活。到了壕沟之前,杨元先让一匹马跑过去,踏到利刃倒地,再鞭打着下一匹踩着前者尸体继续前进。

至于日军在远处用铁炮狙击,这也难不倒杨元。史书上说他“被甲腾换,有如易席,贼终不能害之。”不能不赞叹,一个人在逃生时迸发出了多么大的战斗力。

凭借着这种血腥马戏团式的方式,杨元很快就突破了封锁,逃出生天。他沿着大陆先逃到凤山,再绕到恩肆馆。一清点人数,跟在他身后不过一百十七人而已。而根据事后大明的统计,是役明军伤亡的准确数字是二千七百名,马匹损失三千四百匹——这一次,是货真价实的“仅以身免”了。

而此时陈愚衷到底在做什么?

南原先后派了两次求救信使抵达全州,第一次陈愚衷的回答是:“敌情难测,恐怕顾此失彼”,第二次又回答:“信地难离。”死活不肯发兵。等到他第三次听到消息的时候,日军已然攻陷南原。

陈愚衷此时慌了手脚,他再一打探,更是惊骇无极。

原来日军左路军在攻克南原以后,留下一部向南扫荡,其余主力一齐北向,和在黄石城的右路军呈钳形攻势,逼进全州。换句话说,陈愚衷即将面临的敌人,大约有十万之众。这个消息,让全州里的居民惊慌失措,纷纷出逃。守军本欲阻止,反而被这些急于活命的乱民冲散,拆毁了城门,一哄而散。

八月十七日,左路军前锋小西行长军至任实,右路军前锋加藤清正进入云峰。两路倭寇合兵一处,在八月十九日抵达全州城下。

陈愚衷二话没说,点齐了兵马就要撤退。当地朝鲜官员拉着他的缰绳,气得大叫:“早知今日,何必当初。”

原来这位大将抵达全州以后,发现城里没粮食,粮食都藏在全州城外十里的山寨里。当时朝鲜军的战斗力太差,一遭遇日军就会溃散,所以守官干脆不把物资存在城中,省得便宜了日本人。陈愚衷抵达之后,强行命令把这些东西搬回城里,谁说也不听。现在好了,全便宜了日本人。

陈愚衷一路北遁,一直逃到公州,才跟前来接应的明军游击牛伯英碰上头,两人呆在公州不敢动弹,静等援军。

最后说说杨元和陈愚衷的结局。

杨元在南原突城逃出的时候身中两枪,刀伤数处,直接被人抬回了汉城。在汉城,朝鲜国王李昖搀着他的胳膊呜呜哭泣,说将军你为朝鲜辛苦了。朝鲜国王李昖对杨元一直很有好感,他还记得,在壬辰战争期间,辽东军将领对朝鲜人都不友善,只有杨元态度还算和蔼,经常居中调停。

可惜杨元伤势不轻,已经无力统军,很快便在朝鲜君臣的惜别声中被送回了国。他万万没料到,等待他的,却是一场灭顶之灾。朝廷宣布以“弃城脱逃”的罪名,给他下了大狱。

说实话,杨元真冤。

南原是一场惨败,但这场惨败的根源,是战略部署上的失误,主要责任要归咎于明军高层未能及时判明日军动向,导致让杨元的三千人要面对五万日军——这仗换谁来打,都是同样的结局。更何况杨元并未一开始就弃城而去,而是认认真硬抗了三天,给后续明军争取来了宝贵的时间。虽然他最终弃城而走,那也是血战之后的不得以。

真正该死的是陈愚衷。他第一条罪状罔顾南原战局不及时上报,导致明军反应迟缓;第二条罪状踟蹰不前,不主动策应杨元。虽然他的兵力也只有两千,但只要稍微在外围有所活动,日军必不会把全部压力加在南原;第三条罪状是毫无作为不战而逃,弃全州不说,还把大量物资留给敌人。

一个是败将,一个是逃将。一个是能力问题,一个是态度问题,谁更该死一目了然。

但明军对这两个人是如何处置的呢?

对陈愚衷的惩罚是,打一百军棍,免死充军。

对杨元,先是拿下,关了一年多,然后跟沈惟敬一齐处死。

这种厚此薄彼的处置,十分蹊跷。且不说杨、陈二人的功过清清楚楚,毋庸置疑,就算杨元对南原惨负全责,也不至于要判到弃市这么严重。要知道,同为辽东军背景的祖承训当初在平壤城打的那么惨,都没受多大惩罚。杨元在辽东军地位比祖承训要高得多,怎么判决却如此之重?

对这种不对等待遇,朝鲜人也觉得莫名其妙。他们认为“杨总兵血战孤城,兵单援绝,则南原之败,势所然也。陈游击愚衷,拥师全城,坐视不救,则其罪固大矣。愚衷尚保首领,则总兵先就极刑,人莫不惜之。”

杨元之死,我猜测可能有三点原因:

第一点是党争之祸。蔚山之战后,军前赞画丁应泰弹劾率先逃跑的杨镐“丧师党欺”,把他和麻贵、邢玠乃至身后的大学士张位、沈一贯等人连到一起要追究责任。在这种情况之下,杨镐和麻、邢等人必须要把责任往外分,摘出去一点是一点。所以我们查阅史料时能看到,南原之战在万历二十五年八月打完,一直到万历二十六五月,兵部才正式提出处置杨元。关于杨元的责任追究,都是在杨镐被弹之后才纷纷冒出头来。

这个切割责任的运动是很有效果的。我们看到,在战后议论功罪的时候,麻贵因为稷山、青山、岛山的功绩而“免议”,杨镐也因为单骑入汉城,得了个“功亦难泯”的考语,没受多大罪,没人追究他们南原惨败的责任,这帽子自然而然就得扣到了杨元的头上。

第二点是政治影响。对大明来说,南原失守比全州失守更加难堪。全州影响的不过是朝鲜三道战局,南原却波及到了整个大明沿海的防务。南原一失,全罗南部沿海不保。至此日军可以从全罗道直入黄海,袭扰天津、山东、浙江等处,航程大大缩短。

所以在得到南原失守的消息以后,北京大为震惊,立刻下令让沿海各地修备军务,调集水师陆营加强巡防,防备敌人跨越黄海打过来——差不多半个东亚都因为南原这座小城的失陷而骚动不安。可见南原失守在政治上的影响非常恶劣,必须得有人出来背这个责任。

弃城而逃的杨元毫无疑问是最好的人选,他是直接责任人。再说,南原明军实打实地损失了三千人,伤亡如此惨重,在朝鲜战场还是第一次。不管杨元有多少苦衷,于法于理,杀他都说得过去。

第三点原因,是没人帮他。

当年祖承训大败之后,李如松出面维护,最后朝廷只轻轻打了一下板子。杨元在辽东军的地位很高,这一次怎么辽东军不说话了呢?

杨元的身份很奇特,他的军籍属于辽东,跟许多辽东将领沾亲带故;可他又是京营出身,是宋应昌从北京带出来的。第一次援朝的时候杨元出任中协大将,实际上是李如松和宋应昌两大派系的一个平衡点。

我们能看到,李如松打下平壤以后,带着辽东将领往前跑,杨元也跟着去了,说明他与辽东系关系很好;但是到了坡州以后,李如松让他原地驻守,自己带着辽东嫡系继续赶往汉城,说明还是把他当外人。

南原战败的时候,宋应昌已去职,石星也已经失势。援朝三巨头里,麻贵是宣大系统出身,不会出言相保;邢玠、杨镐等人虽然跟辽东军关系不错,让做顺水人情可以,下死力捞人可是强人所难——何况他们还得指望杨元帮他们承担责任。

结果在这三点原因的相互作用下,杨元稀里糊涂地被下狱弃市,与他亲手抓获的沈惟敬同时问斩。沈惟敬这一手报复,总算是见到了效果。

时间回到万历二十一年,《平壤续志》里记载:平壤之战结束之后。为了感谢李如松及麾下健将的光复之功,朝鲜派了一名叫李臣钦的画手,要为石星、李如松、杨元、李如柏、张世爵五个人画像,置于武烈生祠中四时祭拜。

李臣钦前往明军军营,说明来意。明军将领都挺高兴,李如松头一个画,他摆了个威猛姿势,用手在下巴做捋髯状,提醒李臣钦说:“我这人胡子短,面相太和善了,不够威猛,你记得给我多加点虬髯上去。”李臣钦点头称好。

等轮到杨元坐过来的时候,李臣钦抬头一看,不由发一声赞。杨元天生一副络腮胡,胡髯从鼻下开始,一路斜上脸侧,直到耳后再折下来,绕一圈到下颌处止,两边都是如此,煞是好看。杨元的儿子恰好在侧,偷偷跟李臣钦说:“我爹这个面相,有人说是贵不可言,有人说是凶不可测,都不知道该听谁的好。”

南原之战后,朝鲜人想起这段事迹,都纷纷感叹说想不到这一部好胡须的征兆,居然应在了南原。朝鲜国王特意下旨,为杨元在平壤设了牌位祭祀,总算让这位辽东大将不至魂无所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