朝鲜战争 1592(下) 第八章 这是误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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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惟敬和内藤如安兴致勃勃带着《关白降表》回来的时候,已经是万历二十二年春天了。他觉得这次出使非常完美,满怀希望地去找宋应昌表功,可是等到他的,却是一个晴天霹雳。

宋应昌离职了。

无论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,这个时候都已经对宋应昌失去了耐心。万历二十一年十二月五日,石星上书,先称赞了一番宋应昌在过去两年里的贡献,然后说他既然已经回国,但倭寇的事不能没有人管,推荐了一个叫顾养谦的人来接替。

对于宋应昌,石星自认仁至义尽。他并没有剥夺宋的职务,而是让他以胜战之身回京卸职交任。更何况,此时主战派对宋应昌不满已久,如果他还留在这个位子上,早晚要出问题,还不如急流勇退,保全自身——把他召回北京,也算是一种爱护。

宋应昌没办法,只得返回大明。在临走之前,他还反复叮嘱朝鲜人和驻朝明军,千万不可撤军,否则局面会不可收拾。他回到北京,交接了职务,还得到了万历皇帝的称许。可他在京城屁股还没坐热,铺天盖地的攻击就涌了过来。

广东道御史唐一鹏、河南道御史黄一龙、辽东巡抚韩取善、兵科给事中吴文梓、直隶巡按李尧民等人开始对宋应昌展开了持续不断地参劾,参劾的内容五花八门:从“经略失当”到“畏缩避战”,从“贪冒军功”到“任用不当”,甚至还有人说他伙同袁黄与刘黄裳等人,从战马买卖中牟取暴利,总之什么屎盆子都有。

其中最重的一条罪过,是吴文梓提出来的。

万历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二,日军一万人兵分三路,进攻庆州的安康。驻守庆州的南军当时有数千人,主将吴惟忠、骆尚志、王必迪听说日军来袭后,立刻与朝鲜守将高彦伯出战,与日军正面相磕,打了一个平手。

吴文梓以此为论据,力陈日军狼子野心,和议是假,主张和谈的宋应昌是汉奸。

宋应昌有苦也说不出,石星骂他破坏和谈,言官们又骂他只想着和谈,这大明朝做点事怎么就这么难呐!

一时间,宋应昌的处境风雨飘摇,眼看就要被打成大逆不道的罪臣。不幸中的大幸是,这些言官弹劾宋应昌的时候,捎带着弹劾了一个人,李如松。

李如松是什么人?他爹李成梁是名副其实的东北王, 他本人是东北李氏家族的家主,辽东精骑的最高领导人,他的升迁贬谪对帝国政局影响极大。不要说李如松这次从朝鲜返回,是打了胜仗的,就是他败退而回,朝廷也不敢拿他怎么样。

李如松回辽东以后,他家中有一个叫诸龙光的私塾先生,不知出于什么目的,突然跳出来向朝廷控诉李如松暗中与倭寇勾结。朝廷毫不客气地判了诸龙光一个诬陷罪,“枷刑日中”,几乎暴毙而死。朝廷对李氏的态度,可见一斑。

李如松和宋应昌在朝鲜战场上一直不和,可现在却被一群言官栓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。朝廷既然不敢动李如松,自然也不能动宋应昌。

经过一番真真假假的调查,最终证明,大部分对宋应昌的指控都属子虚乌有。

可惜这时候宋应昌已经是心灰意冷,不想再趟这里的浑水,终于提了辞呈,回原籍养老去了。

至此,明军援朝的一文一武两名大员,全都退出了朝鲜战场,终其一生都不曾再度踏足那片土地。

宋应昌自从接手经略一职之后,兢兢业业,驱动大明这尊迟钝的战争机器,与袁黄、刘黄裳等幕僚制订了详尽周密的作战计划,调派各地军队,统筹后勤,协调与鞭策朝鲜官员等等。这些大多是琐碎事情,毫不显山露水,很少为人所留意。

可如果没有了宋应昌强力而缜密的经营,残破萎靡的朝鲜根本无法支撑明军在朝鲜的军事活动,李如松更不可能打得那么随心所欲。纵观第一次援朝战局,明军运动颇有章法,进退有度,没出过任何大差错,此皆宋应昌运筹之功。

至于广为人诟病的补给问题,这是一个客观困难。宋应昌从国内筹措粮草没出半点疏漏,中朝边境粮草辎重堆积如山,奈何朝鲜就那么三五头骡子七八个人,换了谁来也解决不了。在这种极其局限的环境之下,宋应昌勉力支撑,让明军没出现大面积饥绥,应该是有功无过。

宋应昌在朝鲜战争中扮演的角色,很像是一个清洁工。无论你怎么努力扫地,都看不出成果,可一旦你撂挑子了,立刻就看出来了。

当然,宋应昌本人不能说没有毛病。他对南军的偏袒程度不比李如松护犊子的劲头差,南北之争他至少得复49%的责任;他还曾经指使手底下的人向朝鲜人索要倭寇头颅,用来换取军功。这也是宋应昌的污点之一。

不过这些错误瑕不掩瑜,不能掩盖宋应昌所做出的贡献。朝鲜战争历时六年,大明经略先后换了四任,宋应昌的表现是最出色的一位,他在朝鲜战争中的尽心尽力,值得历史给予一个客观、公正的评价。

有趣的是,不光是大明有人对宋应昌不满,就连朝鲜人也对他不那么瞧得起。

这其中的表面原因,是因为宋应昌在粮草运输问题上对朝鲜官员不假辞色,动辄呵斥,甚至还越权干涉朝鲜官员的任免,惹得朝鲜朝廷不满;但深层次的原因,却是一个跟战争八杆子打不着的学术歧见。

李朝一直以来师从大明,意识形态上信奉的是朱子学说为基础的儒学。而宋应昌、袁黄等人,则是王阳明的信徒,其中袁黄与王学渊源极深,他父亲袁坡是王阳明的弟子之一,他的老师是王阳明的嫡传学生王畿。

宋应昌、袁黄和其他“王学”门人一样,满怀着将阳明之学传遍天下的伟大理想。在万历十二年,王学门人已经取得了初步胜利,让王阳明正式配祀孔庙。等到宋、袁来到朝鲜以后,却惊讶地发现,一向对大明亦步亦趋的朝鲜,居然对阳明学说无动于衷,这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。

于是,宋应昌、袁黄在打仗之余,还希望把王学萌芽播种在这片荒地之中。王阳明文武双全,所以他们就从最要紧之处入手,先教朝鲜军人阳明兵法,等到时机成熟了,又正式向朝鲜国王提出要讲习王学,传授儒生们阳明心法,甚至建议在朝鲜孔庙里也摆上一尊阳明像。

这一下子可捅了马蜂窝,朝鲜大臣们即使被日本人占领国土时,都没这么气愤。他们对宋、袁的这种做法极其不满,明里暗里拼命抵制,无论如何也要维护朱子学说的尊严,甚至骂宋应昌等人是“世衰妖兴,一至于此”。后来袁黄被李如松弹劾了十条罪过,其中一条就是他在“左道惑众”,连带着一些对王学有兴趣的朝鲜儒生,都被问罪处罚。

在这种情绪带动之下,朝鲜官员对宋应昌的一切都看不惯,种种记载里颇多讥讽。讽刺的是,这种激烈反弹与争论,反而让王学在朝鲜人所共知,引发了更多人思考,并最终发展出朝鲜阳明学分支的江华学派,也算是无心插柳。宋应昌、袁黄若知后事,也足堪欣慰了。

插播完毕,咱们回到正题。

宋应昌走了,顾养谦来了。

顾养谦是嘉靖四十四年进士,时任兵部左侍郎兼蓟辽总督,也算是一号人物。石星推荐他,一是因为他办事水平不错;二是因为他没参与过抗日战争,政治上没有包袱,可以毫无心结地展开议和活动。

比起宋应昌来说,顾养谦推动议和不遗余力,真心诚意,因为他的使命是促成和谈,只有和平才是显示出他的价值来。

可是他甫一上任,并没有急于表露出自己的态度。此时朝廷局面还乱得很,如果主战,会被主和派攻击;主和,会被主战派攻击,左右都不是人,顾养谦可不希望落得和前任宋应昌一个下场。

顾养谦一直在等,等一个合适的契机。

大明朝廷里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根本性分歧,在于日本的态度:主和的认为日本已经表现出恭顺,可以安抚;主战的认为日本是狼子野心,根本没表现出臣服的姿态。

如若有什么证据证明日本确实服软了,那就好办了。

说证据,证据还就真来了。

沈惟敬、内藤如安伪造好了《关白降表》以后,兴冲冲地来找宋应昌。结果宋应昌没找到,他们碰到了顾养谦。

顾养谦一看,乐了,这可真是瞌睡时来个了枕头哇。有了这份关白降表,事情就好说了。

然后他做了三件事。

第一件事是找万历皇帝商量,说日本人已经把降表给准备好了,看能不能把对日本提出的条件再弄的优厚一点,从“只封不贡”改为“封贡并行。”这可以理解,开出的好处越多,和谈的概率越高嘛。

朝廷中的主战派一看顾养谦这小子又来这一套,绵绵不断的弹劾又攻了上来。但这一次顾养谦扛住了,因为他上头有石星顶着。

石星之前没出手保宋应昌,是因为后者跟他的战略思路不合,现在顾养谦是地道的主和一派,手里又有《关白降表》,他自然得全力保下。

对于顾养谦的“封贡”之议,万历心里很犹豫,不是特别情愿,只想给秀吉个空头名号就算了。可顾养谦这人有耐心,反复陈说日本非常恭顺,和平一定会达成,甚至说朝廷若不答应封贡,那我就辞职算了,没法儿谈。

万历问计于首辅王锡爵,这老头子答的含含糊糊,说什么“若真心向化,绝无絶理。又非我孝子。若分外要求。绝无许理。”等于什么都没说。万历又问石星,石星自然是向着顾养谦的。几番周折,万历皇帝这才勉强开了金口,说只要日本人拿出点实际保证,都撤军回去,那封贡之事便有可议。

得了万历首肯,顾养谦乐颠乐颠地开始准备做第二件事,撤兵。

当时驻守朝鲜的明军尚有一万六千余名,分为川兵与浙兵两部。顾养谦为了让日本人感觉更舒服,和谈气氛更和谐,毅然决定先把浙兵撤回国来,只留下刘綎的川军协助防守。

吴惟忠、王必迪、骆尚志等浙军将领对这个命令没有太大抗拒,在入朝的这几年里,南兵已经在朝鲜战场付出太多牺牲,现在是时候回去休整一下了。

于是,这些戚家军的后裔们点齐兵马,在朝鲜君臣依依不舍地挽留下退出朝鲜。这些伟大而朴实的战士凭借自己的努力,赢得了几乎所有人的真心尊重,朝鲜人视他们为真正的勇士,日本人看见他们掉头就跑,而当他们返回祖国的时候,等待他们的却是……杀戮。

入朝的浙兵其实分为两种:一种是开战前临时从浙、闽、粤等地御倭兵力抽调北上的;还有一种是戚继光当初带来北方驻扎在蓟镇的浙籍部队。后一种部队回国之后,接到命令直接返回蓟镇驻地。可是蓟镇总兵王保却拒绝给他们发放饷银。

这一下子激怒了浙兵,他们在朝鲜浴血奋战,缺衣少食,唯一的动力是回国以后可以有大把奖赏可发,可现在朝廷食言而肥,怎能不让他们愤怒?

更关键的是,蓟镇总兵王保是辽东出身。南兵北兵在朝鲜战场上已经互相看不顺眼,如今回国了,又有辽东人骑在头上拉屎,更不能容忍。

其中有三协浙兵反应最为激烈,几乎酿成兵变。王保听说以后,赶紧宣布召南兵去教场领饷银。这些南兵以为真有银子发,放下武器,高高兴兴去了。一进教场,王保立刻翻脸,周围出现无数刀斧手,逢人就砍,登时杀得血流成河。王保唯恐还有幸存者,又把部队名簿取来,一个一个点名,点到有活的,再补一刀。

王保在杀完南兵以后,犹嫌不过瘾,纵容部下把附近的行商又掳掠了一番,把这些算到已经死去的南兵头上。王保随后上报朝廷,说南兵谋反,劫掠商贩,蓟镇出兵镇压,已把叛军全数扑灭。

这起惨案引起了普遍关注,一些有正义感的言官——如给事中戴士衡、御史汪以等人——上书抗议,批判说王保所作所为,简直比坑杀赵军四十万的白起还狠毒,要求重新调查此案。

负责调查的巡关御史马文卿一力包庇王保,而兵部尚书石星也表现出倾向辽东军的态度。他倒不是对辽东有好感,主要是因为撤兵是顾养谦做出的决定,如果此案要细查起来,顾也脱不了干系,会影响到中日和谈战略布局。

于是,在石星、马文卿等人的阻挠之下,这起事件遂被定性为“平叛”。王保非但没受惩罚,反而平叛有功,升官了。这些浙兵没有倒在倭寇手中,却死在了自己人的屠刀之下,真是叫人不胜唏嘘。

顾养谦对南兵没有半点感情,对国内发生的这些事毫无兴趣,他正在紧锣密鼓地忙于安排第三件事。

这事与朝鲜人密切相关。

在这之前,朝鲜人听说了大明朝廷的争论,赶紧派遣了一位叫许项的使者,去游说明臣们不可撤军。这位使者到了辽东,直接被顾养谦给拦了下来。

老顾一看,不行,不能让朝鲜人害了我的大事。他把许项软禁起来,派了一个叫胡泽的手下,带着他的亲笔前往朝鲜汉城,递交给国王李昖。

李昖打开这封宪帖以后,当时呆住了。在这封信里,顾养谦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,这个要求太精彩了,我忍不住要把其中的重要段落摘录出来:

今者饷已不可再运矣,兵已不可再用矣,倭奴亦畏威请降,天朝正宜许之……尔国君臣如以倭渐退留釜山等听候明旨,不敢复肆侵犯,悉入章奏,闻之朝廷,为倭恳请封贡,以速其去,倭必反德尔而去,且不复

来矣。

意思是:我们一不打算派饷,二不打算运兵,和谈是唯一的出路,你们若是不想日本人再打过来,不如替他们上表朝廷,请求封贡。日本人得了便宜,自然便不会骚扰你们啦。

顾养谦不愧是一位“奇才”,为了促进和谈,居然连这么一招都想得出来。他打的如意算盘很简单,连被害人都请求宽恕凶手了,朝廷岂有不恩准的道理——至于朝鲜人愿意不愿意,根本不在考虑之列。朝鲜的安危掌握在大明手里,大明说什么,朝鲜就得做什么,没有商量的余地。

朝鲜大臣们一听这个建议就急了。这也太过分了吧?我们被日本人欺负得这么惨,居然还让我们替他们请求封官?以德报怨,也没这么报的。于是李昖派了一波接一波的使臣去拜访顾养谦,希望他收回成命。

可惜顾养谦不是宋应昌,他铁了心要和谈,对朝鲜的恳求压根不听,反而以撤兵作要挟。

两边就这事开始扯皮,一扯就扯到了七月份。还没等扯出结果呢,来自北京的一场信任危机悄然降落在顾养谦头上。

原来早在万历二十二年初,宋应昌那时候已经离任,顾养谦还在上任的路上,整个朝鲜战区正处于没人管的状态。李昖趁这个机会,派了一个谢恩使团去北京告状,把晋州惨案和倭寇在和谈期间的一系列骚扰行径汇报给大明朝廷,请求千万别搞什么封贡。

这个使团在北京大概是没使动关节,一直没机会觐见万历皇帝,一呆就是好几个月。他们带的奏章,即便是递上去了,估计也是石沉大海,无人问津。可凡事架不住有心人。这份奏章,被戶部的給事中陈世恩无意中看到了。

陈世恩立场是主战,正发愁如何才能攻倒石星庇护下的顾养谦,他看到这份奏章,不禁大喜过望,连夜查阅往来文书,写了一篇洋洋洒洒数千字的弹劾帖。这篇弹劾帖写的极其精彩,里面大量引用了大量明、日、韩三方的信件文书和作战记录,引经据典,逻辑清晰,力证顾养谦的封贡之议是完全错误的。

万历看了这个帖子,很不高兴。顾养谦这小子,倭寇明明这么嚣张,他还说什么倭情恭顺,这不是拿皇帝开涮么?他批示说:“事成,功有所归。不成,责亦难诿。今后但有争论奏疏,宜两存勿辨,以观日后效验如何。”

石星一看这个批示,登时坐不住了。万历本来是支持和谈的,现在立场却发生了动摇。他赶紧让顾养谦拿出点成绩出来,否则皇帝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变心思。

顾养谦一听,连忙对朝鲜人放了一句狠话:“你们若再不替日本人请求封贡,我就把明军全撤回鸭绿江,到时候东事将不复矣!”他说到做到,在浙兵之后,刘綎所部川军也被调回国内,大明在朝鲜的驻军力量被进一步削弱。

朝鲜人扛不住顾养谦的威胁,纵然他们有一万个不愿意,也只能咬牙认栽,违心起草了一份代倭请封表。

与此同时,他召见了困在辽阳好长时间的内腾如安。顾养谦之前一直把内腾如安软禁在辽阳,是因为他知道单是这份降表不能说明问题,必须和朝鲜人的代请封贡奏折一起交上去,才有说服力。可怜内藤如安就为了这薄薄的几页纸,白白等了好几个月。

这次顾养谦见了内藤如安,说你收拾收拾,带上《关白降表》准备上京,只要朝鲜人的奏折一到,你就出发。内藤如安欢天喜地回去整理行装,耐心等候。

可怜内藤这一等,又是两个月过去……

朝鲜人的代请封贡的奏折写好是写好了,可到底送还是不送,大臣们又争论了很久,等到李昖下了决心,让使臣带着奏折出发的时候,已经是九月份了。

这时一个人事变动的消息传到了汉城。顾养谦被回调兵部管事,接替他的是兵部另外一位侍郎孙矿。

李昖一听就急了,被免职了?我们才按照老顾你的要求昧着良心帮日本人说话,这才几天你就被撤职了?

这不坑爹呢吗?

不怪李昖这么激动,顾养谦搞出这么不靠谱儿的一出戏,让朝鲜人的立场全乱套。

顾养谦怎么会被撤职呢?又是石星下的手!

以陈世恩为首的言官这几个月来卖力弹劾,顾养谦又迟迟拿不出成绩,已是左支右绌。五月份福建巡按御史刘芳誉上书请求绝封,在奏折里他说已经派人联系上了在日本的许仪后——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这个人物——取回来更详细的情报。情报显示日本厉兵秣马,一直在积极备战,甚至连日军火器原料积储产地什么的都打探清楚。

刘芳誉是顾养谦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。石星一看到这份奏疏,便知道老顾已是圣眷不在,不能再留了。他

只得施展出丢车保帅的手段,把被弹得千疮百孔的老顾调回部里,另外派了孙矿去接任。

孙矿也主张封贡的,可朝廷的风向有了变化,他也不好表露出太明显的倾向。在陈世恩等人的策动下,很快朝廷掀起了一股新的主战风潮,鼓吹响应朝鲜的请求,增兵半岛以备倭寇再袭。

陈世恩“保卫朝鲜,干掉倭奴”的口号还没喊完,朝鲜人的代日封贡奏折在九月十二日送到了北京……

这一下子,大明朝廷所有人都糊涂了。

朝鲜到底怎么回事?先说不可与倭寇议和,现在又忽然来这么一封代倭封贡的奏折,前后矛盾抵牾,混乱不堪。

远在汉城的李昖委屈得都快哭了,想打的时候碰上大明想和,想和的时候又碰上大明想打,这时间差真不怪我,实在是要怪北京离汉城太远,信息更新太不及时了。

这一连串黑色幽默的误会搅混了京城的水。主战派苦心孤诣为朝鲜制造舆论,现在苦主居然先反水了,士气为之顿挫。

这时候,老奸巨猾的石星意识到,机会总算来了。

这位老政治家向皇帝提议说现在大家思维这么混乱,要不咱们找个明白人问问吧。万历皇帝说找谁问啊?石星淡然一笑,告诉皇帝日本有一位使臣小西飞就在辽阳,一直恭敬地等待着来北京朝觐的许可。

万历皇帝对日本使臣兴趣不大,可石星又告诉他,您别忘了,这位日本使臣身上,带着丰臣秀吉给咱们大明的降表呢。这一下正搔到了万历皇帝的痒处,他之前听顾养谦说过有这么回事,但没细问。现在石星一提,他马上就想起来了,下旨说:“叫过来吧!”

皇帝金口一开,什么事情都好办。石星立刻派了一位兵部特使姚洪前往辽阳,通知已经等得快发疯的内藤如安去北京觐见,沈惟敬作陪同。

内藤如安大喜过望,连夜收拾行李,往辽东而来,并于十二月上旬抵达帝都。

当他看到北京巍峨的城墙时,不禁泪流满面。万历二十一年七月,他带着主君的期待踏上釜山,到今天终于到了北京,这一段路他足足走了一年半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