朝鲜战争 1592(下) 第三章 三寸不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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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惟敬总算又恢复自由了。

自从他在辽东被李如松拿下以后,一直惶惶不可终日,每天都在生与死的边界上挣扎。沈惟敬知道,自己之所以还活着,仅仅只是因为尚有剩余价值可资利用。只要自己被证明没有价值,便会被大明毫不留情地抛弃,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出手保他。

所以平壤之战的胜利,对他来说绝对是个坏消息,既然明军可以在正面战场击败日军,那么根本无须与日军交涉;既然无须与日军交涉,那么沈惟敬便毫无用处;既然沈惟敬毫无用处,那么……

好在这种事情并没发生,碧蹄馆之战结束以后,明军与日军进入了对峙阶段。身陷囚笼的沈惟敬欣喜地发现,和谈的曙光和他生命的希望,正在慢慢降临。

大明在对外战争中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:从不和谈。无论是被瓦剌捉了皇帝,还是被女真人打进北京,大明从来不会卑躬屈膝地乞求议和,而是一根筋死扛到底。

但壬辰战争有点不同。

这不是一场发生在大明疆域内的战争,而是一次援助藩属小国的军事行动。输了,丢的是朝鲜人的国土;赢了,巩固的也是朝鲜人的统治。对于这种性质的战争,大明没必要太较真,如果能通过和平手段让敌人退出朝鲜半岛,当然比大动干戈来得更划算——大明战士的鲜血,不应该无谓地为他国而流。

碧蹄馆之战之后,李如松的辽东军和宋应昌的南军龃龉频生,矛盾不断。宋应昌与袁黄等人指责北军抢功,滥杀无辜,甚至一本参到了朝廷。李如松反过来指责宋应昌连朝鲜境内都不进入,却反过来指派人过来索要首级,骗取功劳。

在平壤之战中,不知哪个倒霉的日本和尚被砍掉了脑袋,误当成了景澈玄苏。为了抢这个大人物的脑袋,李如松和宋应昌没少打官司,一直到确认玄苏还活着,两个人才悻悻罢手。

在平壤的骆尚志等人也不断暗中跟宋应昌等人联络,时不时地对朝鲜人说说李提督的怪话,鼓噪说要么退兵,要么进攻,总留在平壤城不是个事儿。

而处于第一线的辽东集团军,此刻战马大批量病死,吃饭是有了上顿没下顿,大炮弹药又不齐全,战斗力大幅度下降。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局势之下,尤其是大胜后还被连连参本,遭遇到了来自国内的巨大压力,这使得兵悬海外的李如松开始心灰意冷,不想打了。在幕僚郑文彬、赵如梅的劝说下,他开始称病请代,让朝廷换人来——老子不玩了。

宋应昌这个时候也很头疼。虽然平壤大捷被他敲锣打鼓地送到北京,赢得了不少掌声,可战争实在太花银子了。为了支援朝鲜战场,他已经快把中国北方的储备折腾光了。再持续下去,就不得不动员沿海备倭的物资。朝廷里的反战派又开始抬头,已经有言官上书议论,质问为了一个外国有没有必要花这么多银子,填这么多人命。

兵部尚书石星面对这种压力,询问宋应昌该如何处置。宋应昌认为,倭寇必须要防,但不妨先和谈一下,谈下来自然最好;如果谈不下来,也能拖一拖时间。现在驻朝明军的生活太苦了,补给根本运不上去,等到兵饷、粮草、援军都运抵平壤,再打不迟。

此时明军的五千水师,已经到了黄海道;刘綎、陈磷的第二批新锐明军,也已经在路上。这些部队的换防与部署都需要时间。

宋应昌认为可以谈,李如松又不想打,于是一贯不对付的南、北两军,第一次站到了一起,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。

可一个巴掌拍不响,和谈这种事,怎么也得要两厢情愿才行。大明是有尊严的,宋应昌、李如松再不想打,也绝不会率先开口提出和议,这种事就和谈恋爱一样,先开口的一方以后肯定低一头,所以最好是日本人先提出来,我们再顺水推舟半推半就地答应。

日本人怎么想的呢?他们从善如流,很快便主动请求议和。

因为驻朝日军这会儿也快撑不下去了。

这时候日军的主力军团,都集中在汉城附近,一共六万多人,士气低迷不说,补给也很成问题,缺衣少食,境况比明军强不了多少。自从龙山仓被焚之后,日军处境更是窘迫。整个汉城到处是尸体,臭气熏天,瘟疫横行,日本人甚至都没心思打扫一下。

这种低迷状况,连带着导致整个日本军队都陷入悲观的情绪里。当时日本一位东国大名最上义光正在肥前名护屋参阵,他目睹了许多撤回日本的伤残士兵以及逃兵,心中无限苦涩地在书信里写道:“日人早就对汉城灰心丧气,只要能活着回家,喝上一口来自故乡的水,即使作和尚也心甘情愿。”

连一介大名都如此悲观,遑论其他下级武士与普通士兵。在退守汉城之后,日军的逃亡率高得惊人,哗变时间屡有发生,驻朝日军往对马岛跑,对马岛的往九州跑,九州的日军往本州跑,形成了蔚为壮观的逃亡洪流。如果实在跑不了的,就干脆向明军与朝鲜军投降。

几乎每一位大名麾下,都有不同程度的流亡。为了截获这些逃兵,日军在日本各地都设置了“人留番所”,专门追捕逃亡日军士兵。

整个日本,唯一还兴高采烈坚持开战的,大概只有太阁一个人了。

平壤的得而复失,让秀吉着实生了一阵子气。但他不认为这是战略上的失误,而是一个战术上的小挫折,只要自己亲自上阵,便能够轻易打败明军。

为此,秀吉制订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,由他亲自披挂上阵渡海作战,带着德川家康,蒲生氏乡,浅野长政,前田利家几位大佬和心腹,率军二十万再临朝鲜,如雷霆一般把明、朝联军统统消灭。

这个命令一下,日本国内一片哗然。

秀吉根本没搞明白,日本在朝鲜的问题不是兵力不足,而是补给不够。现在十万人都没吃没喝,再派二十万日军来朝鲜,那给朝鲜战争这头满载的骆驼加上的就不是最后一根稻草,而是一吨钢材。

增兵的消息传到汉城,所有的将领——无论是持重派的石田三成还是主战派的小早川隆景、加藤清正——众口一词地反对,认为这时候增兵只会加速日军的崩溃。

可是秀吉的脾气大家都知道,属驴的,越是反对他便越是要闹腾。必须得想一个办法,既能捋顺他的毛,又可以把这事儿压下去。

最后还是黑田长政家学渊源,给宇喜多秀家出了一个主意,让他代表日军在朝将领写了一封奏捷书。奏捷书里把碧蹄馆之战大吹大擂了一番,表示明军业已胆寒,不敢进取半步。我军已经占据了优势,只不过天寒地冻,难以维持,不如后退到釜山,与敌人和谈,等秋天朝鲜有了粮食,再打不迟。

这番话说得相当巧妙,把日军的困难藏在一条又一条捷报,既顾全了秀吉的面子,又委婉地表达出了实际情况。长政知道,如果直接告诉太阁我们先提出和谈,是绝对行不通的,所以他大玩春秋笔法,暗示太阁大人不是我们要去跟敌人讲和,而是敌人撑不住了,来找我们乞和。

反正秀吉不在朝鲜,到底是谁先开口和谈的,他根本不知道。

果然如长政所料,秀吉看了这封书信,虚荣心得到了大大地满足,加上国内一群大佬也死命相劝,秀吉不为己甚,遂决定和谈,在名护屋安心地等着大明乞降的使者前来——长政的这一记春秋笔法,直接促成了中日议和,但也导致秀吉对局势的评估产生了小小的偏差,在后来深深地影响到了战争的走势。

既然秀吉允许和谈了,那么就别耽误了,赶紧谈吧。

宇喜多秀家选择了小西行长当谈判代表。他以前在秀吉家一直就是负责外交工作,也有与明朝交涉的经验,是最适合的人选。

可小西行长在之前的平壤之战中堕了名头,秀家唯恐他会被明方的人看轻,很贴心地给他配备了一位副手,希望他们能精诚合作,携手为太阁大计努力。

这位副手,是加藤清正……

真不知道秀家怎么想的,把这两冤家给捆一起了。

谈判人选定了,接下来,就是如何让对方知道我们有和谈意向的问题了。

恰好在这时候,汉城来了一位朝鲜使者。这位使者叫做李尽忠,是著名义军首领金千镒的手下,金千镒转正成官军以后,他也变成了朝廷的人。

李尽忠此行汉城的目的,是受了朝鲜国王李昖的委托,为了确认两位王子的安危。日本人知道这是谈判的重要筹码,因此答应了他的请求。李尽忠在汉城见到了被俘的二位王子和一位陪同大臣黄廷彧,两边见了都是一阵痛哭。哭完以后,李尽忠问他们有没有什么书信需要转交李昖的。

黄廷彧这时从怀里掏出两封信。

一封信是他在日本人授意下写的,里面用词遣句什么的完全是站在日本立场上,什么“太阁大人”、什么“尔朝鲜国王”云云,一副朝奸嘴脸。在这封信里,小西行长流露出了和谈之意,只是语气十分嚣张。

还有一封信,是黄廷彧自己偷偷写的,刻意使用的是谚文,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种给汉字注音的符号,也就是现在的朝鲜文,里面讲的都是汉城军情大事、兵力部署什么的。

李尽忠揣着这两封书信离开汉城,交给了金千镒。金千镒立刻往上级转发,结果不知中途出了什么岔子,只有那一封假书信送到了柳成龙手里,真信却不知所踪。柳成龙拿起假信一读之下,又气又惊,气的是这个黄廷彧居然主动投靠日本人作朝奸,惊的是日本人居然打算和谈了。他不敢怠慢,赶紧转发给了查大受,请他递交给李如松。

李如松看到这封书信后,没有什么反应,继续按兵不动。在李如松看来,日本人已经绷不住先开口了,这时候如果太快给出反应,显得咱们沉不住气,再钓钓他们胃口。

说个题外话,后来柳成龙把这封假信给朝廷大臣们读了一遍,惹得群臣大怒,都痛斥这个黄廷彧卖国求荣。这位不幸的陪臣莫名其妙地背上了一口大黑锅,在抗战胜利后还被狠狠地批斗了一顿。

小西行长在汉城等了半天,发现明军那边没动静,有点着急。他派人在龙山附近与朝鲜水师接上头,第二次送去了日军的求和意愿。

这次李如松肯搭理了。他把这个情况反应给宋应昌,宋应昌一听,喜不自胜,这正是瞌睡来了给枕头呀,大笔一挥:谈!

和派谁去谈呢?

李如松与宋应昌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沈惟敬。这个无赖毕竟是唯一与倭寇交接过的人物,还算是有价值。虽然与日本和谈是不得以之举,可无论谁去和谈,回国都少不得要被泼上一身污水,那还不如就让这个家伙继续背黑锅的好。

沈惟敬本人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这个任务。他已经领悟了,自己的命运是与日本人紧密相连,没有日本人的存在,就是自己殒命之时。

于是,基于这样或那样的压力,明、日双方一拍即合,开始着手议和。

对这个结果唯一不高兴的,是朝鲜人。

按说朝鲜是这个半岛真正的主人,就算和谈,他们也该参与。可无论是日本还是大明,都有意无意地把朝鲜忽略掉了。朝鲜人非常惊慌,唯恐在谈判中被大明当作牺牲的筹码去跟日本换取利益。

朝鲜人先去问李如松,李如松一推二五六,说我就是个臭当兵的,和谈这事你得跟宋应昌说去。朝鲜人又派了个崔兴源当使者,去问宋应昌,宋应昌先挑剔李朝给朝廷写的奏章诸多毛病,然后又指责他们运粮不利,等把崔兴源的威风杀得差不多了,才走下堂来软声宽慰,告诉他们和谈只是权宜之举,等明军援军到了再开战不迟。

崔兴源还想坚持,宋应昌拍拍他的肩膀,问你知道这次和谈的代表是谁么?是沈惟敬游击。崔兴源一听这名字,立刻展颜微笑,高高兴兴告辞了。

崔兴源的这种反应,不是因为朝鲜人信任沈惟敬,而是他们太不信任沈惟敬。崔兴源在当晚给朝廷写了封报告,是这么说的:“宋侍郎有和谈之意,李提督也似乎很赞同。不过他们居然派了沈惟敬去和谈。日本人当初就是被沈惟敬出卖的,派他去,这谈判肯定谈不下来,肯定还要打。

国王听完以后,大为放心,便指示说暂时先不跟明军抗议,静观其变。

万历二十一年三月四日,沈惟敬抵达平壤,正式开始了议和之旅。

两个多月的囚禁生活非但没有消磨掉沈惟敬的嘴皮子,反而让他的嘴巴变得更大了。他一见到李德馨,张嘴就说:“我当初是打算把敌人诱出平壤城,再根据形势进攻。可惜李如松不肯听我的,结果你看,敌人主力逃遁,明军伤亡惨重。我很心疼啊。若是李如松这次听我的,汉城几天就能收复。”

李德馨听他说的实在太不靠谱,忍不住插嘴道:“倭寇太狡猾了,哪里是靠嘴就能收复的?”沈惟敬回答:“胸中自有千变万化之术,兵家之事,岂可一概而论。”

朝鲜人对沈惟敬不屑一顾,平壤明军却高兴的不得了。若搁在平时,沈惟敬这么口无遮拦地批评李如松,早被一刀跺了脑袋。可这一次,沈惟敬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热烈欢迎。按照朝鲜人酸溜溜的描述,他人还没到平壤,平壤城的明军已经是人人面带喜色,连李如松都喜不自胜,乐到嘴都合不拢。

原因无他,只因为沈惟敬是和谈使者,他的出现意味着明军在朝鲜的苦日子要到头了。朝鲜人也从明军的反应中悲观地推断出:李如松是真不想打仗了。

沈惟敬在平壤没有多加停留,稍事休整,便带着胡泽、沈思贤两个随从大摇大摆前往汉城。

胡泽、沈思贤两个人都是余姚人,跟嘉兴人沈惟敬同属浙江老乡,都是宋应昌从浙江带出来的幕僚,精通刑名钱粮。宋应昌让他们跟着沈惟敬,一是监视这个老无赖,二是在谈判时如果涉及到割地赔款什么的,能帮他算清楚。

沈惟敬的谈判小组走到临津江边,派人跟巡河的日军通报。日方小头目不知深浅,傻愣愣地问了一句:“你谁呀?”沈惟敬冷冷一笑,说大爷是来给你们太阁佬封官儿的!唬得小头目屁滚尿流,赶紧告诉加藤清正。

什么样的将,带什么样的兵。加藤清正一听报告,赶到临津江边,张嘴又来了一句:“你谁呀?”

沈惟敬吹起牛来,从来不用打草稿,架子一端张嘴就吹:“爷是大明三名将之一的沈惟敬。”加藤清正也是个混不吝的脾气,一看来者不善,立刻学着成吉思汗的调调儿,回了一道文:“你要战,便作战。你要和,便来和。”

沈惟敬见文大怒,立刻跳着脚大骂,骂完了一挥手:“走,不谈了。”加藤见势不妙,赶紧服软,赔笑道:“兄弟我不认识字,都是别人代笔的,难免词不达意,您可别误会了”沈惟敬这才消了气,两个活宝约定三月八日国际妇女节在龙山仓正式开始会谈。

到了三八节,沈惟敬抵达龙山,见到了老朋友小西行长,两个人装模作样地互相寒暄了几句,感慨了一番人生际遇世事无常,直到大老粗加藤不耐烦了,这才正式落座。

中日双方的第二次谈判,就此开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