朝鲜战争 1592(上) 第十章 第一次平壤之战:幕后的真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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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绍勋本来是在义州,但他不方便久留,呆了几天就回了辽东境内的九连城。沈喜寿到了九连城,找到杨绍勋,提出希望祖承训继续留在朝鲜,攻略平壤。

没想到杨绍勋根本没给他好脸色,劈头就大骂了朝鲜一通,说我们大明这么讲义气,大老远地为你们动员这么多军队,你们怎么能干出这等下作之事!

沈喜寿被骂得楞住了,杨大人哪来的这么大火?杨绍勋骂累了,拿出一份文书给沈喜寿,冷冷地说你自己看吧。沈喜寿接过文书一看,登时冷汗涔涔。

这份文书是祖承训返回辽东以后呈给杨绍勋的,里面对于平壤城的失败作了解释,主要有五点原因:

第一, 朝鲜人后勤不给力。

第二, 朝鲜人军队不配合。

第三, 在平壤城内,除了铁炮,还有许多朝鲜弓箭手,作为日军内应。

第四, 情报有问题,城内日军有万人以上,而非原来估计的千人不到。

第五, 联军攻城的时候,朝鲜将领和部队公然投靠日本人。

沈喜寿觉得这五点都不靠谱,但他知道此事若不说清楚,恐怕会导致大明与朝鲜关系的全面破裂,再也不用指望援军了。

他拼命向杨绍勋申辩,可惜自己未亲历战场,只能晓之以大义。听到后来杨绍勋总算气消了,说你们也是礼仪之邦,应该不会有帮日本人当内应的事。我有一名亲兵杨得功,就在你们军中,我去问问看详情。

沈喜寿得了这句话,这才略微轻松了点,赶紧表示我回去也禀明国王,彻底调查此事。

在义州的朝鲜君臣听到沈喜寿传回来的消息,顿时坐如针毡。前头日本人没干掉,现在后头大明又起了疑心,真可谓是屋漏偏逢连夜雨。这时候左议政尹斗寿站出来,慨然说道:“这事太大了,必须得说清楚。光是沈喜寿肯定不行,得派个有分量的大臣。我愿意亲自去辽东,跟杨总兵辩解一下。”

左议政尹斗寿这个建议,有他的私人动机。大明援军是东人党中的南人党柳成龙、李德馨一力促成,让南人党在朝中势力大增。现在明军一败,等若是狠狠抽了南人党一耳光。如果此时他能让大明的信任危机转圜,西人党必然分数大增,说不定能重新取回优势。

国王李昖此时已顾不上什么党派争端了,见尹斗寿主动请缨,忙不迭地答应下来。

于是尹斗寿带了一个副手洪秀彦,加上沈喜寿,三个人再赴辽东。尹斗寿与洪秀彦直接去找杨绍勋,沈喜寿命比较苦,他的任务是去找祖承训对质,不能太得罪这位副总兵,还得让他把报告改过来。

尹斗寿手里还暗埋着一招棋。如果杨绍勋还是坚持相信祖承训的说法,那他们就告去都察院。明代的都察院职“专纠劾百司,辩明冤枉,提督各道,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”是各级政府的监察机构,上访找他们,是最合适不过。

这是一招风险很大的招数,一旦祭出,必然会惹怒祖承训、杨绍勋以及其他一大批辽东军官。大明朝廷对于辽东将领的处罚一向不甚严厉,当年郝杰还在都察院当右佥都御史的时候,也曾弹劾过辽东军的类似行为,几经周折,结果差点不了了之——中朝人要弹劾辽东军,尚且如此结局,何况这些外国人。

千万不能偷鸡不成蚀把米,告不成状反把辽东军给得罪了。这招是压箱底的,万不得已才能用。

杨绍勋此时正在气头上,尹斗寿知道开场白很重要。一上门就气势汹汹地对质,绝对不行,那是拱火,得寻求一个切入点,让大家心平气和地对话。

所以他一见到杨绍勋,先恭恭敬敬地问安,然后提起了一个人。

谁呀?史儒。

朝鲜人对祖承训的表现很气愤,对于战死平壤的史儒却十分尊重,觉得这是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。不光是因为他英勇奋战,而且因为史儒的部队是辽东军中军纪最好的,入朝的明军都有骚扰地方的记录,惟独他的部队没拿群众一针一线。

尹斗寿和洪秀彦把史儒狠狠地夸了一通,说我们朝鲜对他的牺牲悲痛万分,然后又把这种伟大的牺牲升华到大明对藩国无微不至关怀的高度,哭着说这次史儒的牺牲,不怪别人,只怪我们自己人品太差。

人家都说到这份儿上了,杨绍勋实在没法再黑着脸骂人了,只得顺着尹斗寿的话往上爬,长叹一声说史儒死的有点冤枉,这次打仗打的实在是艰苦,粮秣也不足,老天爷也不给方便,你们的部下也不争气。虽然仍旧是指责,但语气比头一天对沈喜寿和缓了不少。

尹斗寿和洪秀彦一听杨绍勋气有点消了,赶紧趁热打铁,解释说平壤之战我们的人也损失了不少。杨绍勋直截了当问道:“你们当初说平壤的日本人总共才一两千,手里的武器也不是几把武士刀,结果我军将士很多都是死在弓箭下,而且敌人至少有一万,到底是怎么回事?”

朝鲜军战力极弱,但有一个优点,就是弓箭特别出名。在战争初期,朝鲜弓手是唯一能和日军抗衡的兵种,声威远播。辽东也知道,所以当祖承训报告说敌人箭如雨下时,自然要怀疑一下。

对这两个问题,洪秀彦解释说朝鲜军从来没见过倭寇大规模使用弓箭,可能是倭寇强迫我方俘虏所为;至于敌人数量情报不准,当地官员就是这么报上来的,我们也就信了。杨绍勋问证据呢?洪秀彦把早就准备好的军情报告递上去,杨绍勋翻了一遍,默然接受了这个解释。

但他很快又提出新的质疑,询问关于祖承训所谓“朝鲜军一部投敌”的指控。这其实才是今天的核心议题,如果这件事得不到澄清,明、朝两军之间的信任将荡然无存

这时候详细的战报还未传回来,朝鲜人手里也没有太多资料。洪秀彦不敢乱说,只能约略辩解了一下,从常理去分析朝鲜人投敌之不可能。

杨绍勋听了,觉得有几分道理。这件事太敏感,他也不敢擅下结论,便表态说,确实不能轻信祖承训的一面之辞,等在朝军中的大明观察员回来,再详细询问不迟。

尹斗寿和洪秀彦忙活了一晚上,等的就是这一句话。听到杨总兵这么说,两个人终于踏实了。

洪秀彦赶紧又问另外一个朝鲜人急切想知道的问题:祖承训还回不回朝鲜。

祖承训确实打了败仗,但他代表了大明在半岛上的存在。他在不在朝鲜,战略意义十分重大。

对此,杨绍勋的回答是祖承训所部伤亡太过惨重,已经伤了元气,不堪战斗,另外会派遣两支部队前往义州。他还告诉尹斗寿一个好消息,从南边过来的五千抗倭部队已经入关,不日将到;但同时他也提醒朝鲜人,说平安道进军平壤的补给物资十分堪忧,这个问题不解决,大明军队不会继续前进。

得了这个准话,尹斗寿和洪秀彦心满意足地回禀国王去了。

第二天,朝鲜人准备了全套的丧具、丧賻等一系列丧葬用品,写上史儒的名字,抬至宽奠堡,极尽哀荣。国王李昖还特意派了礼曹的官员,代表王室吊祭,以个人名义捐了五十两银子。当时在宽奠堡迎接遗体的,有佟大刚的叔叔佟养正、平壤之战的幸存者郭梦征、还有史儒的弟弟史得。

八天之前,朝鲜人也是摆出完全相同的仪仗,把佟养正的侄子佟大刚的遗体送来了这里。

他们这么作,一方面是确实想表达感激之情,另外一方面也是借机收买人心,讨好辽东将领,以免让平壤之败影响到大明的出兵决策。

与此同时,大明官方的调查官员也抵达了义州,还是那两位:锦衣卫指挥使黄应阳和徐一贯,都是上一次来调查的老熟人。

熟人说话好办事。这时候朝鲜人自己也差不多查明白了,胸有成竹。等到黄、徐二位一到,还没等问,司谏李幼澄迫不及待地解释起所谓“投敌”真相来。

他首先回放了祖承训的说辞:

明军攻破七星门入城之际,朝军将领李薲被安排在队伍的最后方。史儒先锋崩溃之后,祖承训迅速撤出了西边的普通门。在这个时候,祖承训看到李薲跟倭寇说了几句话,然后倭寇的部队开始后退。他认为李薲已经投靠了敌人,事不可为,连忙转身撤走。倭寇冲出来追赶他,李薲紧跟上来,杀了数十个敌人,倭寇才徐徐退去。

李幼澄表示,祖承训的说辞里存在着巨大矛盾。如果李薲投了敌人,怎么可能还会象祖承训所说,反身又杀了许多敌人呢?

李幼澄越说越激愤,说我们朝鲜上下与倭寇不共戴天,绝不会跟他们在阵前交谈,更别说投靠了。黄应阳、徐一贯听了,连连点头,大为感慨。黄应阳激动地表示,你们为天朝蒙受兵难,现在还要被加诸如此恶名,实在是太过分了,你放心你,我一定为你们辩诬!

临走之前,黄应阳还不无得意地对朝鲜人说道:“怎么样?我上次来说什么来着?打倭寇靠这些辽东骑兵不行,还得靠我们浙兵的炮手。”朝鲜人对这一句话的印象更加深刻,对于南兵的到来更加热切。

有了黄应阳、徐一贯的报告,大明朝廷对于平壤之败的态度逐渐转变。朝鲜一看到杨绍勋、黄应阳都接受了解释,胆子变大了,决定再走走都察院的路线,把这件事敲钉转角,办成铁案。

他们派了一名叫韩润辅的译官韩润辅前往辽东,找到了巡按御史李时孶。李时孶把祖承训的报告拿出来,又责问他,还多加了一条罪过,说祖承训撤兵的时候,朝鲜人故意不给马豆,以致所有的马匹都折损了。韩润辅不慌不忙地解释道:“祖总兵一天一夜退了三百里,换什么马也撑不住啊。”李时孶给逗笑了,说你说的对。

李时孶综合了各方面的调查意见,把这事报给了前同事郝杰。之所以说是前同事,是因为郝杰恰好在七月六日升任兵部右侍郎总督蓟辽保定军务,权柄大涨。

郝杰是万历布置在辽东的一枚制衡军方的棋子,一直在跟李成梁手底下的辽东军人明争暗斗,有胜有负。现在他被提拔为总督,自然要下手段整整辽东军。

当他接到黄应阳、徐一贯、李时孶等人的报告后,郝杰不禁一声冷笑。辽东军人的纪律性他比谁都清楚,打胜了就肆意掳掠,打败了便互相推诿。祖承训这套逃避责任的说辞,朝鲜人觉得新鲜,他可耳熟得紧。

于是郝杰毫不客气地把平壤之败的责任归到祖承训头上,并报告了北京兵部。兵部给事中许弘刚便就此事上书皇帝,说祖承训贪功取败,有失机之罪。朝廷很快便给出了处理意见,革掉了祖承训的职务,任行巡按御史提问——就是说被祖承训被“双规”了,要在规定地点、规定时间内交代问题。后来把他扔到了凤凰城,负责修理盔甲。

板子就打到这里为止,不轻不重。因为祖承训是李成梁的嫡系,也是李如松的嫡系。现在李如松和其他将帅在宁夏,已经包围了宁夏城,哱拜之乱旦夕可破,一份平叛的大功是稳稳到手。这时候实在没有必要因为一场小败得罪他。

不过兵部在同时也没忘记提醒其他辽东将领:“勿以小败自阻、亦不必以深入为功”,警告他们不要学祖承训轻举妄动,回归到万历六月那份谕令里的战略原则上来:拖。

有趣的是,有几个脑子不太灵光的御史一查,发现祖承训居然是郝杰主张派去朝鲜的,这还了得,挽起袖子写起弹劾,要弹郝杰一个失察之罪。可郝杰根本就不怕。因为六月渡江这个决策,从根子上说是万历自己作的决定,他不过是替万历背了黑锅而已。果然,万历对于弹劾一事没作任何解释,特别赦免了郝杰。

于是,第一次平壤攻防战就这么结束了。大明的援朝之战,一开始便沾染了污点。而祖承训刚愎自用、侵功诿过的丑恶嘴脸,成为了壬辰战争期间大明的耻辱。

但这事真的就这么盖棺定论了么?

未必。

请注意,祖承训同志在报告里对朝鲜一共提出了五点指责:粮秣不足、情报不准、朝军不配合、弓手犀利,还有最关键的李薲投敌。我们来逐条分析一下。

粮秣不足这一条,祖承训的指责好象没道理。尽管朝鲜粮食匮乏,但柳成龙费尽心机,还是为明军搜集到数量可观的粮草。尤其是在祖承训进军途中,柳成龙从忠清道的牙山仓奇迹般地抢出了一千二百石白米,运抵定州、安州各处,已暂保无虞。

情报不准这一条,没错,铁的事实,但朝鲜人认为非战之罪。朝鲜人情报工作确实作的不怎么样,否则也不至于败的如此凄惨。这是能力问题,不是态度问题。

至于弓手犀利的问题——也没错,铁的事实,但朝鲜方面认为那些朝奸非要给日本人当伪军,朝廷就算不情愿,也拦不住啊。

朝军不配合,更没错,铁的事实。祖承训抵达平壤城后,四哨朝鲜向导营居然“失期不至”全跑光了。这是朝鲜军的责任,不过他们好歹完成了向导任务,没让明军走错路。

李薲投敌这个指控,很荒谬。李薲本人在平壤败战之后,退屯到了顺安,继续坚守前线,后来参加了第二、第三次平壤会战,并跟随李如松在朝鲜抗战了许久,从来没有任何叛逃的记录。

看起来,祖承训的指责完全属于胡乱栽赃,不值一驳。

且慢,让我们回顾一下心理学的基本理论:江山易改,本性难移。

有些事情看似顺理成章,但当我们把参与者的性格标亮之后,便会发现里面矛盾重重。

比如说李薲的人品,就不怎么样。

他从来就不是个好将领。当初日军逼近平壤之时,朝军在临津江一线布防,本来形势不错,结果李薲看到日军大举袭来,吓得掉头就跑,结果引发了整个阵线的崩溃。亏得他与都元帅金命元关系好,才免于处罚。

这么一个怯懦的将领,很难相信他会在明军败走之际,奋勇搏杀数十人,然后全身而退。

这么分析,有诛心之嫌。那我们不妨看看与李薲同时代的其他人是怎么评价他的。

黄应阳认为李薲是清白的,但他根本不了解朝鲜将领,别人说什么,他就信什么,不足为凭;至于郝杰、李时孶等人,更是不了解朝鲜内情,而且他们与辽东军关系一直不甚和睦。这些大明官员作出的判断,全是基于朝鲜各路说客的言辞,以及自己的好恶与利益,与真实会有很大差距。

只有朝鲜君臣,才是最为可信的当事人。他们的言语之中,应该会有最客观、最真实的信息。

在七月二十六日,朝鲜国王李昖和尹斗寿在义州的东轩宫内,进行了一场意味深长的对话。敬业的朝鲜史官把这番对话完全记录下来,让我们来看其中最重要的一段:

李昖:天将打了败仗,却把屎盆子扣到咱们头上,真不幸啊。

尹斗寿:咱们管粮船的军官,没有及时跟进,参与战斗;带兵的将领,也是裹足不前,也难怪人家生气。

李昖:你说的带兵者,是节度使吗?

尹根寿:平壤之战,祖承训把我军分成五队,与他们一起行动。可到了城下,已经跑光了四队。

李昖:我靠,看来祖总兵的愤怒,是有道理的啊。李薲这臭小子难辞其咎。

尹根寿:不能处罚李薲,应该惩罚的是那四队带队的军官。其中一个已经逮到了,叫金应缄,已被杖责。

李昖:监兵使怎么不告诉我?

尹根寿:他们也不知道。

李昖听到这里,不再细问,君臣二人开始聊别的事情。随后李昖传谕备边司,说要惩罚那四哨半路逃亡的朝鲜军将领,备边司的人却说:“我们也这么觉得,但是怕搅扰了军政,所以就暂停了。李昖听完以后,回答道:你们说有道理,慢慢来吧从此再无下文。

从这段君臣之间的对话,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以往被有意无意忽略的真相:

原来在祖承训进兵之时,负责接济明军粮草的朝鲜部队根本不敢靠近,全都躲得远远。祖承训在报告中关于粮草的指责,根本不是抱怨粮秣不足,而是在批评运补部队不能紧跟作战部队——如果运补部队不肯上前,就算粮食再如何丰富,一粒也送不到作战部队嘴里,和断粮岂非毫无区别?

李薲麾下的作战部队,更加不争气,还没开打便已跑了五分之四。如此之高的逃亡率出现在正规军身上,实在令人无语。

说实话,这种作风才象是真正的李薲——那个在临津江上临阵脱逃的李薲。相比之下,那个临危不惧搏杀贼寇数十人的“李薲”,显得太过虚假了。

至此已经很明显了,祖承训所谓“尔国将官,不此之思,管兵管粮管舡诸臣,皆落后不肯上阵,独驱吾兵犯贼”的控诉,并非推诿之辞,而是实打实的怨愤之语,与朝鲜君臣的每一点都能对上。

连李昖都不得不承认,祖承训应该生气,愤怒有理。

还有一点。祖承训之所以急匆匆赶往平壤,是因为得到情报说城内兵少。这条“平壤无兵”的情报,最早来源,根据《寄斋史草》记载,是顺安郡守黄瑗。而《宣祖实录》里记录尹根寿与杨绍勋对质的时候。杨绍勋质问说这条情报的来源,尹根寿的回答是:具体数字是节度使说的。杨绍勋问有无证据,尹根寿拿出了李薲的报告。

李薲当时以节度使的身份驻扎在顺安附近,而黄瑗不过是个地方郡守。象平壤城内兵力多寡这种重大军情,必然是李薲代表军方经手,由他出面提交报告给朝廷。

李薲是个畏敌如虎的懦弱之辈。他提供的平壤城情报,究竟有几分可信,实在堪忧。

事实证明,这份情报错的离谱。小西行长在平壤城的兵力,与祖承训总兵力相当,甚至还要略微高一些。如果祖承训能够早一天得知日军的实际兵力,便不会如此鲁莽地冲进平壤城内。

结果我们看到,祖承训提出的五条败战责任,“弓手犀利”是真实存在的;“粮秣不继”、“情报不准”、“朝军不配合”三条,也全是真实存在的,而且全跟李薲息息相关。

而朝鲜君臣这场对话泄露出的信息,还远不止这些。

朝鲜君臣谈到李薲时,显得相当忌讳。尹斗寿劝阻李昖不要对李薲进行惩罚,甚至连那四队逃跑的将领,都没被责难。对这些人的军法处置,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,连朝鲜自己的监兵使都不知道。

这太奇怪了——处罚败战将领,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恰好就在同一时期,李朝朝廷集中处理了一批无能之辈,如江东守滩江金亿秋、王城滩守将吴应鼎、朴锡命、閫帥李润德等人,皆因为未战先逃、临战惊溃的罪名,或被收监,或被惩处。

李薲的表现和罪名,跟这些人差不多。为何处理他们时痛下杀手,处理李薲却搞得神神秘秘,讳莫如深呢。

更奇怪的是,处理到最后,李薲居然安然无恙,还升了官当了巡边使,继续在前线统兵,其他四名副将也毫发无伤。

败战之后,不降反升,这只有两种可能:若不是上级被蒙蔽,便是身负着什么重大秘密,迫使上级用官位来封嘴。

这是否意味着,平壤城下的真相,李薲需要承担的责任远非“四哨失期不至”这么简单?

从李亿澄提供的祖承训供词里能看出,祖承训在平壤城下看到的,可以分成四段画面:

一,李薲与敌人交谈;二,敌人稍退;三,敌人追击祖承训;四,李薲从后追击,杀敌十数名,敌人退入城中。

这是充满矛盾感的四段情节,朝鲜使臣也是据此来反驳祖承训,称其所言不实。尤其是第一段,李薲坚决否认自己与敌人交谈过,这个是死证,已经无法对质。

但从祖承训的角度去想,如果他是为了推卸责任给李薲,只消把第一个画面“李薲与敌人交谈”的部分写在报告里就行了,何必画蛇添足,又写了后面三段矛盾百出的画面呢?

所以我认为祖承训写下的这四段画面,忠实、客观地描述了当时他的所见,并没因为其中似乎存在矛盾而略作修改,扭曲事实。

祖承训距离李薲很远,他能看到,却听不到李薲跟敌人说些什么。而且当时明军正在溃败,祖承训也无暇上前质问。他只在脑子里记住这个画面,然后在事后反思的时候,凭借着自己的经验,武断地认定这是投敌之举。

祖承训缺乏证据,但他的猜测,我认为无限接近于事实。

不要忘记,小西行长很早就知道祖承训要来。这个早,恐怕比祖承训在定州得到情报还要早。他甚至连时间表都定好了——十八、九日明军到平壤。可惜祖承训来了个强行军,十七号就杀到了平壤,大出他的意料,这直接导致日向高被杀。

再联想起那份“平壤无兵”的情报出自李薲之手,一个大胆的猜测是:李薲很早便与小西行长取得了联系,这份情报,说不定是小西行长通过李薲之手传达给明军,试图诱使他们攻击平壤城。

李薲充当向导,一开始就是存了诱敌深入的心思。

这样一来,那四哨朝军向导的失散,也就可以解释得通了——明军已被诱入,不需要再陪着他们送死。

李薲唯一的失算,就是低估了祖承训的进军速度。他没想到祖承训连夜疯狂赶路,十七日清晨就抵达了平壤城,李薲根本没有余裕通知小西行长。结果小西在战事初期被打了一个猝不及防,使得松浦家重臣阵亡。

出了这么大的篓子,李薲势必要给主子一个解释。于是,这就有了祖承训在溃退时看到的那一幕。李薲和日军的一名将领相隔对谈片刻,然后日军稍退,准备放李薲回去朝军营中继续充当内应。

可李薲忽然发现,祖承训正在旁边直勾勾地看着自己。这一惊,非同小可,如果让他把这一切告诉别人,自己就完蛋了。

李薲作了一个极其聪明的决定,他请日军与他演了一场戏。

首先是日军疯狂地追赶祖承训,然后由他李薲斜里杀出,“砍杀”数十名追击祖承训的倭寇。日军演戏完以后退回城里,而李薲则“杀出一条血路”,返回朝鲜军阵营。

这样一来,李薲便是施恩给了祖承训。即便祖承训不领情,他也毫无畏惧,砍杀数十名倭寇的战绩,众目睽睽,谁能说这样的英雄是叛徒呢?

至于那枉死的数十名日军士兵,自然不必真死。只需要将领喊一声见那朝鲜人挥刀你们就倒下,在那种混乱的场合,明军和朝鲜军根本没可能去确认是真死还是装死,所以演技再不好的士兵也一样没问题。敌人举刀,你倒地,会吧?傻子才不会。

祖承训曾经提及“尔国将官殿后,故我军得免死伤”,殿后者即为李薲。试想在如此崩溃的情况下,一个惯会逃跑的将领居然会主动殿后,除了他突然转变性情或者与敌人有勾结以外,很难想象还有别的可能。

这个疑点,在当时就已经有人提出来了。朝鲜人有一次吹嘘李薲在平壤之战中“发无不中,贼不敢近”,结果被明眼人反驳道:“以如此之技,何以引贼至此?”一句话就戳破了其中矛盾。

祖承训被大败以后,直接仓皇逃走了。李薲则回到顺安,很快朝廷就派人过来,向他了解祖承训报告的真相。

通过一番调查,朝廷没有发觉李薲是内奸,但他们注意到许多李薲不配合祖承训的地方——比如运补部队不愿靠近、比如情报有误、比如四哨人马无故失散。

朝廷很害怕,因为这些事实如果被证实,那么朝鲜势必要承受大明的怒火,这是他们承受不起的。

于是李薲的表现,就在有心人的遮掩下被忽略了。朝鲜使臣们与大明辩白时,众口一词地把自己打扮成无辜小国,最终成功地让祖承训报告的可信度大打折扣。逃过一劫的朝廷给李薲升了官,就是为了不让他乱讲话,破坏中朝友谊稳定。

以上是基于有限史料和人类固有的心理模式而作出的推测——但也绝非是纯粹的想象。

因此怀疑李薲是内奸的人不是笔者,而是朝鲜国王李昖本人。

平壤战败之后,李昖曾经跟自己身边的人嘀咕:“听说上个月十七日,日军齐聚平壤,这肯定是知道了我军的动静才作的反应呀。军事计划搞得身边陪侍的人都知道,这不行,得告诉金命元和监兵使,别让手底下的人知道太多。”

说明李昖已经对平壤之战的诸多细节产生了怀疑,只可惜他只是过了过脑子,并没多想。

然后就出事了。

第一次平壤之战失败后半个月,八月一日,朝鲜军队独立组织了一次平壤夺还战。

这一次朝鲜军队的动员规模相当庞大,除了朝廷掌握的正规军外,还从龙冈、三和、江西、甑山等地征集了大批民兵,总数约一万两千余人,还有一支水军在大同江下游配合。

这支大军分成三路,浩浩荡荡地包围了平壤,平壤城内的日军不敢出来。朝鲜军见到敌人畏缩,士气大振,一口气冲到城西的普通门外,准备一鼓作气夺还平壤。

可谁知在这个时候,大批日军就象是从地里冒出来似的,突然出现在朝鲜军侧翼,而且皆为第一军团主力。朝鲜军碰到这个老对手,恢复了平日的水准,惊溃而走。数万军队,一时惊溃,打了一个超级大败仗。

这次战役日军先示敌以弱,然后再让埋伏在侧翼的大军猛烈冲击。很显然,这种战术表明日军有备而来,早就知道朝军的作战计划,连预先埋伏阵地都选的分毫不差,仿佛朝鲜军的一举一动都瞒不过小西行长的眼睛。

太多的分析已没有必要,只要一句话就足够了:这一次战役的主帅是巡察使李元翼,而他的副手,正是巡边使李薲。

更加有趣的是。半年之后,李如松的明军再次进攻平壤。李薲这时仍旧在顺安驻防,负责配合明军。可柳成龙不知出于什么样的动机,连都元帅金命元的面子都不给,突然亲自下令把李薲撤换掉,换上了老将李镒。

柳成龙给出的理由,是抚军司多次投诉李薲治军不利,他担心会影响接下来的平壤战役,所以才临阵换将。

这是不是柳成龙的真实理由,他是不是发现了什么真相又不能声张,这些问题我们不得而知。

我们唯一知道的,是自从李薲被撤换掉以后,平壤城里的小西行长突然像是变成一个瞎子,对李如松的行动十分茫然,连连踏中明军的圈套。中朝联军五万人都杀到城下了,他还犹自以为是册封的依仗队——这跟第一次对付祖承训时判若两人。

后来李镒因为平壤之战中纵敌逃跑,被撤了职。李薲借机重新上位,率领三千朝军跟随李如松朝东继续进攻,然后…………突然之间日军又变得料敌如神,把李提督围在了碧蹄馆,导致明军的攻势发生重大转折。

不知道这算不算巧合。

专门开辟一个章节来考证平壤城下的真相,并非是要推卸祖承训的责任——他是败战的第一责任人,这一点毫无异议——我们的目的,只是想厘清一些流传已久的误解。

毫无疑问,第一次平壤之战是一次败战。其败战的主要原因,是因为主帅祖承训对敌人缺乏了解,选择了错误的战术。而朝鲜军的不配合与情报外流,也是难辞其咎。

但必须要指出的是,第一次平壤之战的失利,是战术层面的。从战略上来看,这场战争并未对整个战局起到多大影响,朝日实际控制区域大体与战前相仿。小西行长在击溃在朝明军主力后,仍旧不敢大举前进,继续把兵力收缩在平壤城附近——这其实正是大明所希望看到的。

当初万历派兵入朝,是执行吓阻任务,一个字“拖”,将敌人的进攻遏制在平安道边境,同时确保朝鲜王室的安全。只要这两个战略目标都达到了,就算完成任务。

吓住他们的不是祖承训,也不是杨绍勋,而是大明雄厚可怕的国力。

祖承训对小西行长的意义,不是一个手下败将,而是代表着一个大国即将开始对日本动手了。

这场战役对大明,还有一层重要意义,就是朝廷终于开始正视日本这个对手,意识到这个对手与以往的敌人都不同,甚至与倭寇都有很大区别。无论是近身作战的悍勇,还是新式武器与新式战术,都必须另外寻个法子对付。

很快,大明会带着崭新的面貌,重新回到朝鲜。而这一次的大明,将会是前所未有地强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