朝鲜战争 1592(上) 第一章 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十四世纪的潜伏与暗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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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元一五九一年、大明万历十九年、日本天正十九年,那是一个春天,有一个叫丰臣秀吉的日本老人在朝鲜半岛附近画了一个圈。

此刻的整个日本,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地:沿海随处可见造船的工坊,平均每天都有一条新船滑入大海;铁炮工坊里火星乱溅,无数工匠挥汗如雨地打造着铁炮;巍峨的名护屋天守已初见雏形,只待工匠们的最后修饰;来自全国各地的军队排着长长的队列,高举自家的家纹,从家乡朝着九州汇聚而来,他们的身后则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粮草与辎重车队。

这一切古怪的异动,引起了一位中国人的注意。

这个人叫做许仪后,又名许三官,大明江西吉安人,行商为生,跟后世名人许三多没有任何血缘关系。许仪后在隆庆五年外出作生意,结果在广州附近海域陷入倭手,几经辗转被卖到了日本去。

当时被倭寇掳掠到日本的中国人很多,在官方分类里,被称为“逋逃之种”。在“逋逃之种”里,许仪后算是运气比较好的,他精通医术,没怎么受到虐待。一次偶尔的机会,他凭借医术救了萨摩藩岛津家的小孩,大为感激的藩主岛津义久把他留在了身边,担任御用医师。于是许仪后便定居在萨摩,娶妻生子。

许仪后这个人,天生古道热肠。虽然他已经脱离了倭寇的威胁,但每次看到自己同胞受到倭寇欺凌,他都恨得咬牙切齿,一心想为他们做点什么。

秀吉进攻九州之时,岛津义久见无法抵挡兵威,便身披僧衣开城投降。他去觐见秀吉时,许仪后也随侍左右。见到秀吉之后,许仪后作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:他咕咚一声跪倒在地,哭着把自己的经历讲述了一遍,恳求秀吉下重手惩治倭寇。

秀吉对许仪后的这种胆量十分欣赏,正好他有意为日本海商扫平海道,便做了个顺水人情,下达倭寇取缔令,发兵剿灭海贼。从此岛津义久对许仪后刮目相看,愈加重视,觉得这家伙有胆识有魄力。

进入万历十九年以后,许仪后发现最近萨摩藩变得十分热闹,出现了大量外藩武士与足轻。从这些人的穿着与旗号判断,应该是属于本州、四国等地的诸家大名。他久居岛津家,接触的都是藩内高层,政治嗅觉十分灵敏。日本在形式上已经统一,再无战事。如此大规模地厉兵秣马,唯一的解释就是对海外用兵。

日本列岛孤悬海外,对海外用兵唯一的可能,就是攻打朝鲜。

朝鲜是大明的藩国,倘若朝鲜被攻击,大明势必要出手相助。而如果大明与日本发生碰撞,那将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。

许仪后虽只是个医师,却拥有不凡的政治眼光。他意识到,一场大规模战争迫在眉睫,必须得做点什么。于是,许仪后利用自己在岛津藩的地位,不动声色地开始展开调查。

调查的结果让他大吃一惊,秀吉的目标不是朝鲜,而是大明。小小的日本,居然作起了鲸吞中华的春秋大梦。

许仪后虽已定居日本,娶妻生子,可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却从未冷,对故国仍旧心怀眷顾。加上许仪后自己也是倭乱的受害者之一,无论从公从私,他都不能对这一异动坐视不理。

他知道,大明对于日本这个小国的了解近乎于零,如果只是简单地把秀吉的计划传递过去,未必会引起重视。因此,许仪后决定要准备一份务求详细的报告,要把日本国情原原本本地详述,以便祖国参考。

于是,这位爱国者开始不动声色地收集情报,利用御医的身份四处探听。在调查过程中,他发现自己在政治、经济方面驾轻就熟,可一涉及到军事,他这个行外人就显得力不从心,因此必须得找一个帮手——这个帮手必须是中国人,而且要知兵。

于是,整个壬辰战争中最神秘也最富戏剧性的人物出现了。

这个人的名字,叫做郭国安,福建人,在萨摩藩担任下级军官。他究竟怎么去的日本,又是如何混入岛津家军队的,已经谩无可考。但从他能够在萨摩藩担任军官一事,可以看到郭国安是颇有才干的,而且心思深沉。他后来参加了侵朝战争,衍生出许多精彩故事,我们留到壬辰战争中再说。

郭国安利用自己在军中的影响力,暗中配合许仪后。两个人忙碌了很久,最终把第一手情报汇聚一处,总结成了一份报告。

这份报告大约五千多字,里面分成了六部分:一陈日本国之详;一陈日本入寇之由;一陈御寇之策;一陈日本关白之由;一陈日本六十六国之名;复陈未尽之事。林林总总,涵盖了日本国的方方面面,内容极之详尽,其中除第三部分可能出自郭国安手笔外,其他皆是许仪后的心血写成。报告里甚至推算出了日本出兵的详细日期——壬辰年三月一日。

报告是写完了,但怎么送到大明手里,却是一个问题。许仪后本来打算“亲奔告陈”可他身为岛津藩御用医生,家里又有老婆孩子,根本无法脱身,只能从来日本做生意的明商身上打主意。

万历十九年九月三日和九月九日,许仪后先后找了两批商人,让他们代为传达。可这两批人都不太靠谱儿,他们离开以后,许仪后生怕自己的心血白费,天天晚上睡不着觉,夙夜忧叹,这时候,他的一位弟子挺身而出,拍着胸脯说我可再去送一次信。

这个人是许仪后的江西同乡,名字叫朱均旺,江西抚州人。他本在南海贩卖布匹,结果遭遇了倭寇,被掳至萨摩藩福昌寺替人抄写经文。恰好许仪后去寺里烧香,听到朱均旺说家乡话,大为欣喜,通过岛津义久的关系把朱均旺解救出来,收为弟子,留在身边抄写药方。

朱均旺对许仪后感激涕零,看到他这么忧愁,便毅然站出来,主动要求当信使。

这一趟差使可不容易,且不说海外风高浪急,单是政治上的风险,就相当之大。秀吉那时候已经采取了一定的管制措施,所有往来明商都不许下船,生怕泄露情报,一般人很难混上船去。就算一切顺利上了船,等回到大明,也可能被官府以通倭之罪抓起来——总之是趟九死一生的差使。

但朱均旺为报许之恩,对这些毫不畏惧,许仪后大为欣喜。信使的问题解决以后,接下来,要解决的就是如何把朱均旺弄出日本国。

许仪后经过奔走联络,找到了一位漳州商人林绍歧,他表示可以把朱均旺偷偷带走,但是得等这船货物在日本卖完,才能拔锚启程。许仪后没奈何,只能耐心等候。这一等,却等出了一桩大祸事。

他之前四处奔走搜集情报的举动,背着日本人,却没瞒着中国人。这些旅居萨摩的中国人中,偏偏有那么几个人,不知出于什么动机,把这件事捅到了秀吉的亲信浅野长政那里。

浅野长政一听还有这样的事,不敢怠慢,立刻汇报给了秀吉。秀吉正做着征服大明的春秋大梦,陡闻有人要坏他的事,还是自己施过恩的许仪后,不禁勃然大怒,声称要狠狠地整治一下这个忘恩负义的混账东西。

这一场祸事,当真不小。许仪后被关到监狱里,知道自己这次必然无幸,但他一口咬定全是自己筹划,没有吐露出郭国安、朱均旺或者林绍歧任何一人的名字。

对于许仪后的罪名,浅野长政本来裁定为“越度”之罪——就是非法出境——可秀吉不甘心,放出了狠话:“咱们不是新铸了几口大锅吗?就把许三官那小子搁锅里煎死算了!”

许仪后出事以后,急坏了岛津义久。他跟这位御医感情十分深厚,又是自家救命恩人。往大处说,岁久本人对于秀吉这场战争毫无兴趣,许仪后投书大明之事,其实正合乎他的心意。

可是这事出在萨摩藩,岛津家不能找秀吉直接求情,说不定人没救出来,反被扣了顶“失察”的帽子。思忖再三,义久搬出了一位大人物——德川家康。

德川家康是秀吉最头疼的也最看重的大名,他从未在战场上被秀吉打败过,坐拥关东二百万石,是日本丰臣氏之后的第二大政治力量。他的面子,秀吉不会不卖。

而德川家康自己也有盘算,打算借这个机会市恩于岛津氏,为以后的争夺天下埋下一点伏笔。

于是,德川家康给秀吉写了一封求情信,这封信写的很艺术,充分显示了家康的情商。他没正面为许仪后辩解,而是先批评了一通许仪后通敌之罪,然后话锋一转,说现在不光是许仪后,在日的中国人都对政府不满,如果把他处罚,反显得咱们小肚鸡肠。如果太阁你把他赦免了,显出宽阔的胸襟,大家就会感佩您的度量,说您是仁德之人。

家康是最了解秀吉的人,这封信完全号住了太阁大人的脉:秀吉内心最想要的,是别人对他的尊重。果然不出家康所料,秀吉接到这封信,深以为然,加上家康面子大,便不再追究许仪后泄密之罪,只是象征性地申饬了一下,赶回了萨摩藩。

许仪后死里逃生回到萨摩,却一点也没被吓到,依然不改前志,继续为朱均旺的出行奔走。一直到了万历二十年年初,林邵歧终于要扬帆回国了——这时候,偏偏又节外生枝。

那时候距离开战已不足三个月,日本的备战进入最紧张的时刻。时任藩主的岛津义弘下令封锁港口,不许闲杂人等进出。林绍歧的船也被扣了下来,藏身船中的朱均旺束手无策。

在危急时刻,许仪后又一次不避嫌疑,挺身而出。他利用自己在岛津家的地位,去见义弘,说商船是用来做买卖的,如果擅自扣留,以后怕没人肯来做生意了。义弘想想有理,便应允了,放林绍歧离开。

做完这些事情之后,许仪后如释重负,临别之前,他写了首诗赠别朱均旺,把臂相泣。两个人知道,这辈子他们没什么机会再相逢了。这首诗是这样写的:

难域萍逢几度周,一朝分首作遐游。

殷勤嘱咐忠君事,尽意叮咛灭寇仇。

知汝归成苏子景,岂宜还作李陵秋。

霜台若问尘中事,惟道斯民苦尚忧。

诗句情真意切,其中“殷勤嘱咐”、“尽意叮咛”等语,无不浸透许仪后拳拳爱国之心。他以苏武自况,即便身险蛮夷之地,志向不改,他不求名亦不求利,唯一的心愿,正是诗中最后一句“惟道斯民苦尚忧”。

许仪后一辈子没取得过任何大明的功名,也没被授予过任何大明官职,羁旅海外的他却拥有令许多大明官员汗颜的爱国情怀。他对大明所付出的一切,都是自发的,是对故国朴素真挚的热爱,没有指望过会有任何回报。谈及壬辰战争,各路史家都会摆出汗牛充栋的史料,津津乐道于战事攻伐,或是政治上的折樽冲俎;但我们不该忘记,在战争前夕,曾经有这么一位中国人,以布衣之身,当国难之前,默默地为他的祖国立下了一份绝大的功劳。

许仪后、郭国安、朱均旺的事迹证明,无论海内还是海外,中华民族永远不缺仁人志士。

万历二十年一月十六日,林绍歧离开萨摩藩。朱均旺怀揣报告,藏在船舱底部,生怕被人发现。这一路风高浪急,朱均旺苦不堪言,这种生活他一过就是四十多天。一直到了二月二十八日,这条船终于抵达福建大岞湾。

这时距离朱均旺离开大明,已经有十五年了;距离日本向朝鲜正式开战,还有四十四天。

朱均旺登陆之后,顾不得身体虚弱,径直去找福建军门张汝济,把许仪后的报告递交给大明官方。

这份报告对大明朝廷来说,极其重要。报告里不仅介绍了秀吉意图吞并朝鲜、入侵大明的计划,而且给出了详细的出兵路线图、动员兵力、战争起因与日本诸藩对战争的态度。更可贵的是,许仪后——或者是郭国安——还专门提及了日军的作战方式和应对策略。

报告里说对付倭寇,应该用“水陆互攻,日夜并杀。斯时也,倭不及饱食,丽不及为应,途分主客,后无援兵,不习水战,不敌火攻。”这个建议,对大明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,与后来朝鲜战局的进展惊人地相似。日军的失败,正是由于“不习水战”,后勤补给困难,才在中朝联军“水陆互攻”的攻势下一路溃败。

这份报告获得了大明官员的盛赞,说“预说今日之事,合如契卷内中所云”。这份报告传到朝鲜后,朝鲜人也说“所论倭贼用兵之事,验之多重。”,还一直追问大明使者,问许仪后有没有继续更新。

许仪后、郭国安的故事,并未到此完结。这两个人一直活跃在日本阵营,之后又做出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,上演了一场公元十六世纪的精彩谍战。跌宕起伏之处,比之后世不遑多让。此处先埋一笔不提。

许仪后他们,也并不是孤军奋战。在同一时期,还有许多华人象许仪后一样,奋不顾身,尽力将日本即将入侵的阴谋通报大明,从而让明廷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。

这些远羁海外的大明子民,甚至有些因为各种原因最终成为了日本国人,没有再踏上大明的土地,但他们却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生于大明,并且一直在为大明默默地奉献,用埋藏在身体深处那颗跳动着的灼热的心捍卫着自己的故乡。

也许,他们会寂寞,但他们永远不会孤独。因为他们永远都不会是一个人在战斗。

有一位叫苏八的渔民,是浙江台州人。万历八年,苏八被掳至日本,卖给了寺院当奴隶,后来又转卖给了海商——讽刺的是,这些海商都是漳州来的中国人——他的运气不好,没碰到许仪后这样的热心人,只能咬着牙苦捱。这种苦日子过了足足八年,他才攒够了钱,为自己赎身。

虽然苏八恢复了自由,但没什么正规渠道回国,便在日本平户港定居下来。恰好秀吉率军征讨九州,苏八加入了平户岛主松浦镇信的军队,为丰臣家效力,据说还亲眼看到过秀吉本人。

中国人当日本兵,这在当时属于很正常的情况。在后来侵略朝鲜的日军中,也有相当数量的中国士兵,他们广泛地担任军队里的各种职位,以至于大明甚至动过招安的心思。

其实这些中国人,绝大部分是在嘉靖到万历期间沿海倭乱时流落日本的,成分无外四种:一是像王直那样的武装走私犯,也就是现在历史研究中常说的武装海商。明朝在隆庆之前是禁海的,凡是民间从事海上贸易者,在官方史书里,就只有一个称呼:海盗。还有一个错误比较多的称呼:倭寇。因为明朝几乎将所有和明朝作对的海上贸易者,都叫倭寇,事实上并非如此。真正意义上的倭寇数量相当少,数量最多的是王直这种驱使倭人的中国武装走私集团。在倭乱被平以后,这些人相当部分都留在了日本。之前说到的那位郭国安,我怀疑就是此类人,因为他们大都具备一定的军事能力。

二是被倭寇和海盗掳掠去日本的有一定职业技能的中国良民,譬如许仪后。

三是纯粹的运气不好被倭寇和海盗掳掠去的无辜苦力,譬如苏八。

四是纯粹的经商人士,不过对明朝来说,他们还是走私犯,为了避免风险,他们大多在日本置办了家产以为后路。

万历十八年,丰臣家在历经长达四个月的围城后,终于攻下了日本最后一个反丰臣的堡垒——后北条家的小田原城。战争结束后,秀吉命令九州诸藩开始动员军队,着手准备征服朝鲜事宜。

松浦镇信身为九州大名之一,也接到了动员令。在松浦军中的苏八注意到了军队的异动,略加推测便发现了事情的真相:秀吉打算对朝鲜和大明用兵了。这比许仪后足足早了一年。

苏八是个普通老百姓,不比许仪后受过高等教育,写不出花团锦簇的文章。他只有一张嘴,唯一的办法,只能是亲身逃回大明,回到自己的妻儿身旁。

历史上没有记录他是怎么逃回去的,只说得到了漳州商人的帮助,不知道跟买他当奴隶的是不是同一批。总之,他最后奇迹般地回到了浙江台州。苏八这个决策绝对是英明的,因为如果他继续留在日本,肯定要跟随松浦镇信出征,而松浦镇信在战场曾经与明军数次交手死战,届时苏八便会险入极其尴尬和危险的境地。

苏八回到台州跟妻儿团聚以后,主动前往参将衙门,说明自己的身份。当地官员震惊之下,把他送去了杭州。官府安排了一位书吏,边说边记,录成一份供述书,提交给了时任浙江巡抚的常居敬。

常居敬看完这份报告,眼皮有点发跳。

因为在苏八的这份供述书里,提到了一件事,说秀吉一直在拉拢琉球和朝鲜,打算三国联手,对付大明。

琉球姑且不论,朝鲜和大明从明初开始,就是敦睦之邻。这一两百年以来,朝鲜一直表现良好,从无逾越跋扈之举,为何突然就起了反心?倘若这是真的,这么多倭寇,再加上朝鲜人的配合,这仗……怕是有得打了。

关乎藩国,兹事体大,何况这事跟自己管辖的浙江隔得有点远。于是常居敬大笔一挥,把这份报告送至京城。这些事情,就让朝廷里的老爷们去头疼吧。

苏八的供述书抵达北京后,直接送到了兵部和内阁大学士许国手里。许国展卷一读,差点以为书吏拿错了。因为数天之前,他接到过一份奏章。发帖人名字不同,内容却跟这份差不多。

那封奏章来自福建,发帖的楼主是福建巡抚赵参鲁。在奏章里,赵参鲁说琉球国来了一位使者和海外华商,向天朝通报一件令人震惊的消息,说日本招诱琉球与朝鲜,有意与中国开战。差不多是苏八的翻版。

原来在万历十八年的年初,秀吉接见了一次来自琉球的使节。在接见过程中,秀吉跟使节夸口说“明不听我言,我当发兵伐之。”要求琉球臣服于日本,为我做攻打大明的前驱。还告诉琉球的使节说:“我都跟朝鲜说好了,打大明,就让高丽兵作为先导;等到我打下北京,就让中国北方人做先导,去打江浙一带。”说的有鼻子有眼,跟真的一样。

琉球一向奉大明为尊,对日本从来虚以委蛇。这次听到秀吉这么直白地袒露心声,琉球国有点吃不消。消息传回国内,琉球国王尚宁犯了愁。您有什么侵略计划,您自己知道就得了,现在非要告诉我,您说我是举报呢还是不举报呢?

秀吉送走了琉球使节以后,觉得这些人态度暧昧,有点琢磨过味儿来了。于是他下了一道命令,让琉球停止遣使入贡,省得自己家虚实被探听出来,便宜了大明。

通知一到,琉球国一下慌了手脚。尚宁发现秀吉原来是认真的,战争已经不可避免,事情有点闹大了。

这事不上报大明吧,有失属国义责,天朝之怒可承受不起;要是上报大明吧,又会得罪近邻日本,尚宁没天真到盼望大明会派水师来救他。琉球国实在太小了,夹在两个大国之前,里外都不是人。于是这事儿就一直搁置没办,一拖就是一年多。

恰好在这时候的琉球,住着一位大明商人,叫陈申,是福建人。陈申这个人挺倒霉,他三年前乘船过琉球做生意,结果船触礁沉没,就被困在了琉球。好在琉球国有一位长史叫郑迥,也是福建人,对这个老乡挺照顾,平日经常走动聊天。

一次喝酒闲谈,郑迥把琉球国碰到的这件为难事告诉了陈申。陈申听完大惊,表示这等大事肯定要报给朝廷才是,怎么能隐瞒不报呢!他当即表示,就算琉球不报,他自己也要设法回国,通知朝廷。

郑迥也是中国人,听了陈申一席话,深受感动,便连夜去请示琉球国王尚永。尚永同意了陈申、郑迥的意见,派了通事郑迪,以贡使的名义前往中国。陈申也随船出发。

到了福建以后,陈申二话没说,直奔福建巡抚府邸,把自己所知的内情悉数相告然后郑迪走官方渠道,也正式把这个警告知会大明朝廷。就这么瞻前顾后、拐弯抹角着,琉球国总算把日本入侵的情报转达给了大明朝廷。对于这个警告,赵参鲁很是重视,也修书一封,星夜送往京城。

大学士许国接到陈申报告和琉球国的警报后,心中有些犹豫。

这封报告里提及日本利诱朝鲜、琉球为先导,对大明有不轨之心,这是非常严重的指控。但琉球国和朝鲜国毕竟都是藩国一员,外交无小事,处置不可不慎,不能轻信一面之辞。

许国一向老重持成,与其说他不敢轻信,倒不如说是不愿轻信。内阁如今正风雨飘摇,朝廷与皇上因为太子的事情吵成一团,在这个节骨眼上,外藩可千万别再添乱了呐。

正在他犹豫来犹豫去的时候,苏八的报告也送到了。

无论是历史考据还是刑侦,都有所谓“孤证不铁”“孤证不立”的说法。孤立的证据不能说明什么,只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,才能得出定论。陈申、苏八两份报告分别来自福建和浙江,彼此独立,里面关于日本招诱琉球、朝鲜以攻大明的情报却几乎一致,可以互相印证。证据确凿,不由得人不相信。

于是在万历十九年七月二十日,许国把这两份报告正式呈递给了朝廷。对于日本的开战动机,许国解释说是因为今年大明的边患不少,北方的女真人西边的蒙古人还有南边的缅甸人都在闹事,所以让倭人觉得有可乘之机。

至此,在全东亚各地的民间爱国志士努力之下,日本的侵略计划正式进入大明王朝的视野。此时距离壬辰战争的爆发,还有九个月。

我们除了李如松、邓子龙等等名将之外,还必须记住许仪后、郭国安、朱均旺、陈申、苏八这些名字,向这些几乎被历史埋没和遗忘的中国普通百姓致敬,并将他们的故事一直流传下去。

因为,他们是我们民族最坚强的脊梁。